本文转自公众号“必记本”

本文为对许成钢教授的访谈。许成钢（1950年-），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等教职。2013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软预算约束”、法与经济学、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及政治经济学等，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科学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问：你谈到爱因斯坦的思想对你的影响不只限于方法论，还有他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职业等问题。其中很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关于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观点：看守灯塔这类职业可使青年科学家“足以糊口”，“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机会有一段时间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科学问题”。你认为，深刻的学术发展最需要的不是竞争。为什么?我们如今面对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一切都在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你却告诉我们学术探讨不是在竞争中取胜!请你把你的观点说得详细一些。

许成钢：爱因斯坦所说的“看灯塔的职业”有利于青年科学家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说到底，什么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认识世界，而不是追求功名利禄。对科学有真正贡献的总是那些特别能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学到最好的东西，这时候也往往容易迷信。

在学术领域，简单地把顶尖杂志和一流大学作为竞争或评价的标准，可能误导中国的科学研究。

先让我来解释一下市场的作用。市场在哪一类问题上效果特别好，在哪一类问题上产生的效果不一定特别好呢?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比较清楚。一般来说，市场本身能够产生特别好的效果，需要有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没有特别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二是没有市场失灵；三是第三者能确认的情况；四是市场参与者都有无限的认知能力。所以，凡是碰到符合上述条件的问题，那么在市场上解决，效果总是很好。

但是，如果我们讨论到研究，包括学术、艺术、思想等这些领域，往往严重违反上面说的这些条件。比如学术，尤其是最有创造性的那些贡献，一定意味着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做出判断，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判断。即便是所谓的专家，绝大多数也没有能力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能很好地运作。

‍市场特别重要的运作方式是排序和评比竞赛机制。通过评比和竞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给工作有成效的人最高的奖赏和回报。但这往往与最需要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冲突。

什么是可评比、可排序的呢?可评比、可排序就是可以竞争，可以竞争的东西通常是相似的，不相似的东西之间很难竞争和排序，但是“创造性”的基本含义就是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要多样化，要差异化。越是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越是跟别人不相似。如果把科学研究都压缩到相似的领域来竞争的话，会引导许多人做相似的、低水平的研究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和人家比。

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对自由有压制的社会里，当然会扼杀创造。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什么是自由，人们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在竞争特别激烈的情况下，竞争可以变成限制自由的一个重要机制。因为把研究的目标定在竞争取胜上，就意味着你不是以探索的兴趣决定你要研究的问题，而是做别人都在做的事，只是争取做得比别人好。

竞争有一个条件：能竞争的东西一定是相似的，不相似意味着没有办法竞争。而创造性正好做的就是不相似的东西，所以创造性是很难竞争的。因此，当一个机制特别依赖竞争，就一定引导人们去做相似、趋同的东西。所谓的顶尖杂志、顶尖大学等的排序就意味着竞争——论文之间的竞争。

研究领域划分过细的一部分原因是，分得细，人和人之间才能评比。一跨越学科就不能跟别人比了。一旦不能比，你就不参加竞争，不参加竞争就一定输。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当竞争机制在研究领域里变得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它会很严重地伤害创造性。在创造性工作无所谓的社会里，竞争可能会增加效益，让大家努力工作，但这个社会的学术水平会下降，特别单调，没有色彩。

竞争是一个损坏创造性的机制

问：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商业化环境，也许还有个别的艺术家不受商业影响，在那里守持他们内心的骄傲与寂寞。你让经济学界的青年学子拿看灯塔的人的糊口工资，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探索，是不是有点太理想主义了?

许成钢：你提的这个问题正好是我想强调的。作为科学家，作为艺术家，他们必须有理想。理想主义是能够做好科学工作和艺术工作的价值观和基本素质。对于没有理想和激情的人，追求的或者是立即出名、立即挣钱、立即得到社会地位，或者混日子，这些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对于科学和艺术，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理想主义是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一点理想主义，对科学和艺术的伤害就很大。如果周围的许多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那么他会得到启发和熏陶，就会发展科学。中国历史上为什么科学家那么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学术变成了追逐名利的工具。

讲到反对科举制度，现在似乎没有很大争议，但是单纯强调竞争和通过竞争获得学术界的地位，实际上与科举制度很相似。竞争本身可以是一个损坏创造性的机制，这点我们必须要看到。现在的科举制度改一下就是得诺贝尔奖。

科学研究的目的根本不应该是为了得奖，科学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如果要说竞争，那也不应是竞争社会地位，而应该竞争谁研究的问题更深入。所以人们根本不需要迷信得诺贝尔奖，迷信排名。

刚才讲的那些都属于现象，最终的实质性问题是一个学者应该追求什么。科学归根结底不是竞赛而是认识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比如，国内经常议论哪位小提琴演奏者在国外比赛得了第一，哪个钢琴家比赛得了第一，但是最好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之所以“最好”，不是因为他/她比赛得第一，归根结底是艺术上的成就，是艺术上的理解和艺术上的造诣。比赛得过第一会有一些帮助，比如帮助别人认识他/她，但最终靠的不是这个。

科学家更是这样。那些在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没有一个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反，多数诺奖得主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的数字是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看问题是不是深刻，对世界的理解是不是深刻，与发表文章数量的多少不是一回事。

当然，我需要指出，在任何成熟的学术领域，如经济学，创造新的和批判旧的必须是基于对已有文献、已有理论事实的透彻理解。没有这个基础的“创造”或“批判”则很难成为科学研究成果。理想主义的精神是必须发扬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能否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那些追求理想和探索世界的人生存下来。

就拿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哥白尼来说，中世纪的意大利之所以可以产生哥白尼，是因为那些教会办的研究机构把科学家、艺术家养起来。在这样的制度下，专门有一些人研究天文学。他们没有商业上的压力，可以追求他们的理想和理解世界的目标。一方面，哥白尼的学说颠覆了那个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受到教会的迫害；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样一个制度，让他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去做研究。当然，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哥白尼的价值观念是追求名利，他就不会安心坐在那里研究，而是会想办法变成牧师或教主。因为他的价值观是追求对宇宙的认知，才坐在那里冷静地思考和研究，创立了“天体运行论”。

市场价值与科研价值

问：与20世纪前半叶比较，对那些有学术追求的人来说，环境是今不如夕。我特别羡慕哈耶克的那个时代，他常常参加跨学科的沙龙，讨论的都是实在令人着迷的大问题。现在商业化深入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让人的心灵安静。它不仅扼杀天才的产生，还可以把天才断送。

许成钢：商业化和竞争对思想和创造性的破坏可以是根本性的。如果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在年岁很轻的时候，就上了竞争轨道，脑子里的兴奋点永远在竞争，永远在和别人争第一，而不是深入地思考问题，就不会有了不起的创造。

我们已经反复讲了好几遍，创造和竞争不是一回事。创造是要做不一样的东西，竞争是要做跟人相似的东西，而且做得比别人更完美。做得更完美和做得不一样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旦进入创造性领域就没办法竞争了。当竞争成为所有一切的条件，就扼杀了创造。

爱因斯坦说过，“青年人被灌注过分渲染的竞争精神，被教育成贪婪地渴望成就，并且以此准备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活”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最大祸害”。他非常憎恨年轻时在德国的教育，这个教育制度特别强调竞争，给学生特别重的压力，他那个时候感到窒息，几乎要丧失了对科学的兴趣。像他这么天才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会丧失对科学的兴趣，那可能世界上就没有相对论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他打了个比方，一个年轻人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像一头野兽捕获猎物，如果拼命给猛兽喂食，它就不会有兴趣捕获猎物。

实际上，现在学生面对的竞争和压力远比爱因斯坦时代大，所以我觉得他讲的其实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为什么那时候人们做出的科学贡献比现在多，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市场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市场活动的目的是交换，所以它的价值一定是别人给的，其动机一定是要想办法让别人给你这个价值。

与此相反，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价值，而是为了获得理解，最终的价值并不需要别人给。概而言之，市场活动和科学研究的区别就在于，市场活动总是要让别人驱动，而科学研究是由探索的热情驱动。

问：那会不会造成这样一种悖论，科学研究就成了自娱自乐，而不是造福于人类?

许成钢：科学本身并不总是直接从物质上造福于人类，而主要是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任何做科学研究的人，脑子里要清楚，你对认识世界的贡献最终会帮助大众，有的也可能有物质上的贡献，可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不总是立刻就能被人接受。更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并立即得到回报。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世界。科学和市场的目标可以是非常不一致的，甚至可以有冲突。市场要追求大众喜欢的东西，而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深入和彻底。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一个好的例子是哥白尼，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理解世界的。如果科学家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大众，那么科学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在市场上运作的东西一定是可以在市场上拿来卖的，大众立即喜欢才有商业价值。好的科学研究成果，虽然最终会对大众有益，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被大众接受。而在市场上，为了追求商业价值，所以要见效快。但是快对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最重要的。

在现实中，即使发达的市场经济对最深刻的研究结果、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其价值。例如，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活着的时候其价值都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而是在辞世之后才被认识到的。如果这些艺术家追求市场价值，服从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就只好放弃自己追求的美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这些艺术瑰宝。比如凡·高（“必记本”注：即文森特·威廉·梵·高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当时荷兰是世界上最富有和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艺术品交易在欧洲已经是洲际范围的了，但是没有人欣赏他的作品。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市场在这样的领域并不能判断出最好的东西。如果艺术家、科学家脑子里想的都是商业价值，想的是要立刻出名，要和别人竞赛等，当发现他的东西不被大众接受，没有市场价值时，他就会放弃，就会去做容易被别人接受的东西，那么最后剩下的能够被人接受的都是商业性的东西。

如果艺术都是商业性的，研究都是立即有实用价值的，那么，像凡·高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和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就不会产生。实际上，我们人类最伟大的科学研究成果、最伟大的突破都不是从立即的商业价值引发的。说了这么多，听上去好像我特别反对竞争，反对排序。如果对科学研究这么不好，为什么竞争在现实中又用得这么多呢?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为什么竞争、排序和评比这么重要呢?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通过竞争、排序和评比可以为外界提供信息。本来科学研究自身的性质并不是这样的，但由于它面对资源限制，包括学生的质量和物质资源等问题，这时候，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启动了。虽然科学研究本身的价值不是为了立即讨大众欢喜，学术机构却需要大众关心，需要金钱，所有这些是属于市场的。怎么能够把人们不熟悉的东西传递到外界?在这个时候，竞争、排序和评比就成为向外界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

换句话说，市场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办法，用评比、排序和竞争为学术以外的社会提供信息。其质量是非常低的，经常是不可靠的。而且这样的方式误导人们过于依赖这样的信息，误导年轻一代学生或研究人员。我之所以特别强调竞争和评比可能带来对学术研究的伤害，原因在于，我们讨论的不是面对如何把科学研究的信息传递给外部和外行，而是讨论怎样培养新一代的年轻科学家，对于打算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引导他们该怎么样思考，怎么样工作。这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因为竞争、排序等实际上是面向外部，而不是面向内部。内部和内行本来不需要凭排序来了解，而是凭借自己对本领域的了解做出独立判断。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发展。如果大家都是一窝蜂去排队，或者研究机构和大学都把排序作为评判研究者唯一的标准和指标，那对科学的发展会非常不利，会严重影响科学工作者研究的动力。问：如果一味地用竞争、排序等方法，会扼杀那些天才的创造性，因此，对于理解世界是最大的伤害?

许成钢：我想说的不止限于最伟大的天才会不会被扼杀的问题。对于任何人，他对科学有强烈的兴趣、他想要从事科学研究，就应该建立起基本的科学探索的价值观。如果他的脑子里没有这个基本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就是市场价值，就是为了在市场上竞争能够赢，或为了赚钱，或在什么方面立即得到回报。这样的价值观是很难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

例如，即使只想研究清楚中国某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如果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在市场上竞争和挣钱，问题是弄不清楚的。在这样的状态下，甚至学习都学不好。价值观到底是为了理解世界，还是在市场上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想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此外，杰出的科学家总是在大批对科学有狂热兴趣的年轻人中产生，必须在年轻的时候使这样的价值观在一部分人中间生根，鼓励、培养他们的好奇心、探索的兴趣、批判的精神，树立“为了认识世界而不是为了市场价值”的价值观。

总之，深受爱因斯坦学术精神的影响，我认为，最深刻的学术研究的动力是对学术探讨无止境的好奇心，而不是在竞争中取胜。一个普遍的道理是：竞争并非对所有领域都是最重要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科学、艺术成就不是受竞争驱使。相反，庸俗化地全面推行市场竞争会误导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