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新《自然指数》首次聚焦应用科学领域，该指数显示：中国贡献了全球56%的顶尖成果，相关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全部来自中国。对此，《自然》杂志评论：这不仅是数量的领先，更折射出东西方迥异的科研战略——一方瞄准产业与工程，一方侧重基础与自由探索。 

面对现状，《自然》杂志开始思考，当“工程型社会”与“科学型社会”路径日渐分明，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将被如何重塑，西方应该怎么办，该如何学习东方？ 

然而，身为以“工程型”科研为主的国家，我们同样需要思考，中国该如何理解这项新数据？中国该怎么办？ 

编译 | 王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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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指数是《自然》旗下的学术评估工具，主要用来评估各个机构的顶尖学术产出，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今年，《自然指数》发布了其首份在应用科学领域的榜单，该榜单显示出了东西方在科研资助侧重点的巨大差异。 

本次发布结果显示，中国在该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韩国、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国家在该领域的表现也远超其整体科研产出。然而，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它们在应用科学领域产出相对较少。 

该项排名依据的是去年一年间发表在25家应用科学期刊和会议上的文章，这些平台涵盖工程、计算机科学和食品科学等领域，其中一些是《自然指数》新增的，另一些已存在于该数据库。之所以选择这25种期刊，是因为在一项调查中，有近4200名研究人员中表示，自己希望把最重要的工作发表在这些期刊和会议平台上。当然，《自然》、《科学》这类多学科期刊上的发表应用科学文章也会计入本次排名。 

结果显示，中国的总贡献分值为22261（一个机构或国家/地区对某篇论文的贡献，采用分数式计量方法计算每篇论文作者的贡献分值），占全部应用科学产出的56%，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的美国。美国的总贡献分值为4099，占产出的10%。此外，应用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顶尖研究机构也全部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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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包揽了名单的前30名 

2024年应用科学领域排名第一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它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科研机构，紧随其后的是浙江大学。在自然发布的这份应用科学机构排名榜单中，前30名全部被来自中国的机构占据，直到第31名，才出现了中国以外的科研机构——新加坡国立大学。

图片来源：自然应用科学榜单排名前10的科研机构（Nature Index） 

韩国在2025自然指数科研领先榜单（此榜单基于库内145个自然和健康科学期刊发表的文章，展示了不同国家和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高质量科研产出情况）中排名第七。但韩国在应用科学的榜单中排名第四，贡献分值为1342，占全球产出的3.4%，仅次于排名第三的德国——贡献分值为1488。英国排名第五，占全球产出的2.6%，日本第六，印度第七。 

法国在2025自然指数科研领先排名中表现亮眼，排名第六，但在应用科学领域却只排到了第十二。

据此看来，一个国家在自然指数总体研究产出中到底有多少比例来源于应用科学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应用科学占总体产出比例最高的是马来西亚，占比近90%，在应用科学的排名榜单中进入第31名。韩国、中国都超50%，新加坡为49%。相比而言，德国只有27%，英国是23%。而美国尽管在应用科学榜单排名中位列第二，但应用科学对整体贡献只有17.4%，是（科学榜单）前十名中应用科学占比最低的国家。

东京的学术咨询公司Scholarly Intelligence的首席分析师克里斯托斯·彼得鲁表示，亚洲国家在应用科学领域表现出色并不令人意外。"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说，“相反，这源于政府几年来长期扶持他们认为可能产生实际创新成果的科学而进行的努力。"彼得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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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反思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表示，这是因为东西方政府考虑国家研究事项的时候优先级排列顺序不同。美国在这方面更注重科学，优先推进基础研究，目的是产出造福全人类的知识，即：为了科学而科学，目标崇高令人敬佩。中国和韩国就更注重工程应用，资助集中于先进技术和制造业，致力于产出能支持重要战略产业的知识。 

中国长期致力于支持符合其经济目标的研究。比如成为全球科技、计算和人工智能中心。目前，中国已成为电动汽车发展的主要阵地，产量占全球的70%。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2014年至2023年间，中国发明人申请了超过38,000项专利——是美国发明人的六倍。 

“这是中国长期战略思维的结果，"彼得鲁说。"他们希望通过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从而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优势。"另一些研究科学政策的学者则对此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基础科学提供了私营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经常使用的知识和数据，尽管这项研究对于公司自身而言成本太高、风险太大，难以承担。 

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更倾向于投入应用科学研究。阿特金森指出，当时的美国资助了具有明确技术目标的研究项目，比如载人登月。但随着美苏关系缓和，美国的联邦科研支出相对于整体经济规模有所下降,并开始优先支持基础科学研究。金素英则提到，当时的理念是，无论受益者是谁，通过基础科学创造知识都是一件好事，而且产业界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利用这些知识进行产品创新。

“基础科学就像一座知识宝库，技术应用来源于此，”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的科技政策研究员金素英（So Young Kim）说道。她表示，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基础科学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知识库的构建、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开发新工具”等形式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时代变了，阿特金森说，西方科学的霸权不再无人挑战。这一点已经被数据反复证明。2022年，中国在自然科学研究产出中超过美国，并在此后连年扩大优势。国际能源署今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支出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仅占15%。而且中国的制药公司现在启动的临床试验数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同行。《自然指数》的应用科学数据只是再一次证明这一点。 

阿特金森认为，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还想保持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那么就需做出改变。

“西方的科学系统十分傲慢，我们认为这个系统很棒，所以从未改革。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持谦逊，我们要反思：是不是需要做些改变？应该如何改变？”阿特金森说。 

阿特金森认为，西方可以借鉴亚洲的科研资助模式。虽然科学研究应该始终保持自主权，但政府可以更大程度地设定资金的优先级，让资金倾向于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当然，这需要美国科学界转变观念。因为美国科学界过去对学术自由的定义过于宽泛了，认为学术自由需要包括研究人员选择研究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进行研究。阿特金森指出，在当前全球竞争的环境下，这种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 

随着西方很多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科学界能否转变态度变得十分重要。“因为人口结构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难以支持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因此，获得公共基础研究资金将更难，科学家们需要理解这一点。”阿特金森表示。 

“为了追求有趣和酷炫的研究，总需要分配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阿特金森说。“我不是说我们要完全模仿中国，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优先推进某些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