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和我 

许先生对我们这一代，尤其是江南这一带的学人的影响非常大。他是我们江苏无锡人，是从江苏走出的国际学术大师。江苏的两个985高校，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师生，都非常尊崇许先生。无论是作为大学同行的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还是两个大学的学生以及校长和中高层领导，几乎没有不知道许倬云先生的，很难想象一个学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南京大学在校本部的附近专门装修了一套房为许先生做公寓，以便他经常回南京讲学。我做院长那时候，也专门在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了一个许倬云先生办公室，请一个画家专门为他画了一幅很大的画像，挂在办公室。

我跟许先生有幸相识，是在1996年左右。东南大学有一个华英基金会专门选拔和资助优秀青年学者出国深造，资助力度比较大，许先生是华英基金会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学校有意送我出去，校长陈笃信教授对我说，你跟许先生相识一下，把你的书也呈送给许先生指导。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我当时还比较年轻，虽然出道比较早，1992年已经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但还是有点畏惧。我参加了学校的欢迎晚宴，送了自己的几本书请许先生指教，这样就开始有了联系。但没想到他对我们年轻人这么鼓励支持。

举个例子。我2006年申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长江学者项目启动得比较晚，竞争也十分激烈，哲学学科最初每年只获批一个，还要兼顾年龄等因素，我应该是第四期吧。当时我在国内请几位学界泰斗和前辈做推荐人，有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先生、武汉大学陶德麟先生、复旦大学刘放桐先生，海外学者则请许倬云先生做推荐人。当时我也是斗胆冒昧地请求，虽然有了一些交往，完全没把握，没想到许先生一口答应了。更没有想到的是，许先生给的鼓励那么大，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记得推荐信上有这么一句话：“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在优秀之列。”这是很高的评价，我当然没达到这个水准，所以我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肯定，而是当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对我、对年轻人的一种期望和鼓励，这种鼓励帮助我一直铭记，成为我努力的目标。按照美国管理学家泰罗的观点，优秀的员工就是最有抱负完成工作的人；我虽然没有达到许先生所期望的优秀，但在任何情况下应当也必须有抱负。那句话一直在鞭策着我，我觉得不能辜负这样一种期望和鼓励。东南大学经常请许先生做全校性的学术报告，在南京大学也做了很多次，由此我们的联系就更多一些。我女儿去英国读博士之前，我专门带她到南京大学拜访了许先生，意在让她领略一下大师风采，也请先生给予教诲和指点。

江苏省原计划2021年10月份要举办一个大型国际论坛“江南文脉论坛”，以传承、传播江南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化，推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它是江苏发起的一个涉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长三角国际论坛。我因为负责学术尤其是主题演讲的策划，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请许先生和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做主题演讲。我没有把握能请到他们两位，因为他们声望那么高，年龄也这么大，许先生的身体还不好。我记得2012年左右，许先生就给我写过一个邮件，说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可能再也不能回到中国了，当时我读到这个邮件蛮伤感的。东南大学副校长刘波教授借助一个机会专门到许先生的美国家中看望，我因为课务太多没参加，只能请刘波校长代问好。后来许先生由于身体原因一直没有回来过，我们也就只能通过邮件和许师母的微信联系。这次我同样是先发微信给许师母，过了两天，许先生就亲自回信，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欣然应允录制视频，做大会主题演讲，令大家非常感动。这个江苏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在许先生的家乡无锡举办，所以许先生的报告具有特殊意义。杜先生也应允了我的请求，并发来主题演讲视频。视频发来后，大会组委会有关人员反复观看聆听了两个报告，深受教益和鼓舞。这次论坛虽因为疫情未能如期举办，但有两位国际大师的开幕式主题演讲，便成了历届论坛中学术规格最高的一次。

当年许先生每次回南京，我只要知道就会去拜访，但没到美国去拜访过。我美国去的不多，去英国学术交流较多。许先生属于那种令人向他“心灵鞠躬”的学者。我主持过许先生的大师讲堂，记得讲过这样一句话：康德说，“我向贵人鞠躬，但是我的心灵不鞠躬”；我说“许先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心灵鞠躬的大师，我们献上心灵鞠躬不是因为他的权威，甚至不是因为他的声望，而是因为他的人格和精神，因为他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他值得，也令我们情不自禁地献上心灵鞠躬”。

许先生的格局和情怀

在许先生身上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缺少的那样一种气息，那样一种气派。在他眼睛里，一切都是平等的。一方面他对人，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都非常尊重；另一方面，不会因为你是权贵，就有丝毫特别对待。这一点非直接交往可能难以体会。有人说有些大学校长比较畏惧他，因为他很刚直。他有一种属于世界的、中国的、江南的特殊性格、气质和精神。

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学者，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师。但是他同时非常中国。不少人说他就是人文科学领域的霍金，但是他和他的家庭有很多是霍金所没有的。霍金和他相似之处是两个人都在身体上非常不方便，然而学问，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到了最大、最高。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包括未来的历史和文明，都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许先生的那种人品，可能是霍金不可比的。西方学者的特点是在知识上的贡献很大，像哲学家培根、卢梭，童话作家易卜生，科学家霍金，但是他们可能在人格上有严重缺陷，如与他相处可能会有许多接受不了的方面——培根就是典型，他是知识上的巨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激励了几代人，然而最后因任大法官受贿而坐牢，被关在伦敦塔的地牢中。在西方传统中，知识和伦理道德往往是分离的。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因为这些人对知识所作的重大创造，人们宁愿原谅或忘记他们在道德上的严重缺陷甚至大恶，而肯定和感谢他们对文明所作的贡献，这是集体记忆中所谓“有选择的遗忘”。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学者，那是不一样的。他们不仅在知识上会作出很大的贡献，在道德上，在人格风范上，也与他们的知识相匹配。历史上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许先生就是这样的典范。一方面他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世界影响的大师；另一方面，他牢牢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以一个炎黄子孙的伦理身份进行学术思考，发表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见解。他不断思考和探索整个人类文明的深远问题，对中国、对世界满怀忧患意识，同时有一种江南士人的特殊情怀和气质。

在许先生的作品、气质、精神里，有很多中国文化，尤其是江南文化的显著标识，比如家国情怀，天下意识，忧患意识。这些都是现代学者所缺少的。他比较典型的几部著作都如此，如《中国文化的精神》开篇便直言：现在的世界文明，似乎搭上了一辆死亡列车，飞速地走向毁灭。这种严肃的预警绝不能解读为危言耸听，而是表达一种关于现代文明的深切忧患——他要通过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精神，来对世界尽一份责任。他与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气质，如屈原、梁启超。屈原“问天”，以死启蒙国人的忧患意识。当年梁启超一开始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到了欧洲以后，与一个记者交谈，那个记者对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我们西方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你又说中国文化不好，那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这次谈话对梁启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转变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觉得中国文化应该对世界尽一份大责任。许先生也是这样，他不是一个批评家，更不是一个牢骚文人，他体现的是一种大忧患，这种大忧患是要为世界、为文明找到一个解脱忧患的道路。从屈原的《离骚》到传统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到作为国际学者的许先生身上，都体现了这种一脉相承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宝贵的文化基因。因为是历史学家，在许先生身上承载的就更多、更明显一些。

他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还有一种哲学家的洞察力。很难想象，他的身体是那么残弱，但是他的目光具有那么大的穿透力。在他的作品中，“史”和“思”的交织非常完美，非常浓厚。他的作品往往既是一部史，又是一部哲学的思，是一种思想、一种思辨。他既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现代很难见了。不仅中国文化本身变化了，更重要的是像许先生这样一种贯通中西又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学者，已经非常少见。

许先生是从无锡走出来的，很明显地感受到他身上的江南文化基因。江南文化与北方文化那种金戈铁马的气质不一样，和齐鲁文化那种修齐治平的气质也不完全一样。江南文化有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天下意识。读许先生著作与读其他学者的著作，一个很大的不同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不只感受到一种理智的满足——一般人读书，总希望得到一种理智的满足，得到一种知识的提升，但是读许先生的著作，在理智满足之外还能够得到一种情感的享受。从孔夫子开始，中国文化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理智满足和情感享受是一体的，内圣而外王。仅仅是理智的满足，可以心生崇敬，但是效法就很难。中国元典中理智高度的典范应该是《道德经》，老庄的学问智慧最高，论学问，孔孟和老庄不能比。但是为什么是孔孟儒家成为主流，而不是老庄，不是道家？差别就在这里，就在于内圣与外王、理智满足与情感享受能否统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传统，现在退化、消逝得很严重。读许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不仅明白怎么做学问，而且会明白怎么做中国知识分子。将在海外影响较大的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三部经典的著作拿来比较，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介绍中国文化的代表作品，在海外有影响的，除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西方哲学与文化》之外，还有三部：林语堂的《中国人》或《吾土吾民》，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或《春秋大义》，许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它们有何不同？前面的两本，一开始都是用英文写，或者是翻译成英文，给外国人看的，作者都是国学大师，但是总体上他们是把中国人、把中国文化对象化的，或者说他们把中国文化、把中国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加以叙述，然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在他们的书中，中国文化实际上成了一个“他者”。但许先生这本书不一样，许先生在书的一开头就申言：他要把这本书献给他的父亲，献给他的母亲。接着讲到中国文化流传五千年，到近代饱受西方的羞辱，然后发生了一种中断，我们这代人要把中国文化承接起来，要完成祖先委托给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那就枉为子孙。他不只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研究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对象，而是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承担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据此坦言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样任务的话，就枉为子孙了，这是这一代人的一种大责任。这句话讲得非常重，也非常富有情感，他要用这部书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祖先表达一份无限的崇敬，同时也要用最通俗的语言，把中国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子孙。他就是用这样一种伦理身份、这样一种情感情怀写作和研究。

许先生的为人和作品，有一种大格局、大气象，更有一种大情怀。他中西贯通，格局非常大，《万古江河》的基本架构就是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到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它研究和呈现中国文化如何从中原一步一步地向外扩散，走向世界。所以许先生自己说，这是承续了梁启超那种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理解。这种大格局、这种大眼界，在其他学者、科学家，特别历史学家身上极其少见。另外他也呈现出一种大气象，与他交往，听他叙述，可以分明感受到一种气象，但很难表达出来，这种气象与他特殊的身体状况一旦结合起来，令人不得不献上一掬心灵的鞠躬。但是更重要的，他有一种大情怀。有大格局的大师也是不少的，但是有大情怀的，并不是那么多，在他身上，体现了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在许先生的世界里，家乡的观念、乡土的观念、国家的观念和世界的观念，都结合于一体，并且非常浓郁。跟他谈话交流，不仅能接受知识，似乎也在接受某种浸润。

许先生自己也说，他的人生中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他在苦中作乐。在有限的交流中，我没有主动跟他聊这些，因为提出这样的话题可能会有所不敬，或者说触动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位。2012年那封信中，他说可能这辈子回不来了，当时我读了十分伤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对世界的理解有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也许是西方文化少有的。比如，很多中国学者把学术当作身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入世中出世。西方文化有一种宗教情结，出世中做入世的事；中国文化是在入世中达到出世的境界。我的生命体验能够理解许先生的心境。2002年，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时生病，回国落下病根，非常郁闷和痛苦。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拿出最难读的书来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公认的学术界的天书，我试图通过这个过程一方面度过苦难，另一方面在病痛中积累学术功力。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我经过了一种文化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家哲学就发挥了“用生”的功能。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调整心理坐标，不要把自己当作病人，而是认为我是一个正常人，其他人是“超人”。如果把这样心理坐标稍稍位移一下，也许自己就能安顿下来，否则可能永远心怀惆怅。许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肯定有一套自己的身体哲学，否则不会有那样一种乐观的精气神。许先生书写的那么多的文字，那么有灵性、那么深邃，让人很开悟。我们都说“真知灼见”，其实他的文字都是真知，但是从来不灼人、不逼人。直接交往中，特别的感受是跟不上他的思维速度，所以听他讲课丝毫不敢怠慢，因为你稍微不留神，就跟不上他谈话的节奏。

许先生以这种乐观的精神，孜孜不倦地进行文化传承和知识创造。知识分子的天命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服务人类的文明。创造知识不仅是读书，不仅是传播知识，而且是通过创作而创新知识。严格说来，只读书不创作，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寄生生活。如果我们永远只是读孔子的书，读孟子的书，读历史上的经典，那么后人读什么呢？我们这些人岂不成了文化消费主义者，成了文化上的纨绔子弟？知识分子的使命也不仅仅是传播知识，传播知识只是个邮递员，一个送信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写信的人，要创造新的知识，这样才能为人类文明做一些新的贡献。但学者创造知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假说，相信人类能倾听到来自远古的乃至宇宙的第一次大爆炸，只要有一只大耳朵，我们就能听到。许倬云先生的创作也是这样，《万古江河》就是为我们提供一只大耳朵，以此倾听来自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心声，中国人的心声、中国文化的心声。

当然，知识分子应该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距离，没有距离可能就没有超越。因为有距离，所以才有机会去思考、去创作，能够发现人类文明的一些密码。知识分子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因而往往对社会采取批评的态度，但绝不能止于批评。人类世界于今还没有专门为某个批评家立一座纪念碑。屈原的《离骚》不是发牢骚，而是一种情怀，屈原“问天”不是为自己忧患，而是为整个天下忧患。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许倬云先生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二者的完美结合，生成许先生及其作品的大气象、大格局，大情怀。歌德说过，我们正在变得更强，但并不是变得更好，我相信上帝总有一天不再喜欢他的创造物，要把他打碎了再创造一遍。许倬云先生的忧患和情怀，也许正在于此。

（本文为姚璐采访，张希琳整理，樊和平教授口述并最终审定，节选自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