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首都医科大学

8月12日，首都医科大学和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联合的额举办“2023年医学研究暑期培训班”落幕。

围绕着“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医科大学？”、“到底是先培养临床能力？还是科研能力？”、“怎样建立新型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要不要办4+4学制”等多个关键问题，在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创建人梅林的主持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乔杰、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首都医科大学特聘校长助理廖新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乔杰：到底是先培养临床能力？还是科研能力？

我们怎样去培养医学科技创新人才，包括临床需要的领军人才和为社会服务的不同层级的人才？看看人才培养的整体体系，我们对基础医学、对临床、对药学、对公共卫生培养的体系也不完全一致，是根据学科的特点设置的。不同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比如欧洲、亚洲对医学生的培养，对研究生、住院医师的培养，其实也是和它发展、人才需要和后续继续教育完善结合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讨论的医学科学家培养只是医学创新人才的一部分，是目前我们大家认为的短板。

在临床医学生培养学制上，5年制、5+3、8年一贯、4+4+3哪个更好一直在探索讨论，具体到一个问题，到底先把医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好，还是先把他们的临床培养好了，再去培养他的科研能力？这个问题也在持续争论。而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特点、所要求他最后完成的内容和自己想期待达到的目标，这些都会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我们的评价体制，怎么样发挥人才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指挥棒作用？再有，我自己是做生殖医学的，经常讨论”种子”、”土地”和”环境”的问题。怎么能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其实和阳光普照是分不开的，类比来看，为了激发创新动力，怎么去搭建多元的发展平台也非常关键。

医学科技人才的培养需要和学科平台建设的紧密结合，我们曾把北京市以及北大系统很多学院的老师请到了北医，大家非常关心医学怎么更好同化学、信息学、生命科学结合在一起。但真正要做的还是设立一个新的平台，比如今天我们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的诞生，我很期待它为聚集和培养各类人才搭建平台，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从北医那些学科评估结果突出的学科来看，它们其实就是在北医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时代，能够抓住机遇，和一些相对先进的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学科。从促进健康到疾病，或从疾病向康复的宏观、微观发展规律上提出问题，再充分利用前沿技术、精细的设计去证实，形成诊疗的手段，从而解决问题。进一步，再关口前移形成预防的政策，这些可能都是新型研发机构要做的。

我自己的医学基础研究其实是从特别低的起点开始的。最初是以临床医生的身份去做在职硕士，开展内分泌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课题。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占到了6-7%，是一个对妇女健康长期和短期都有影响的疾病，治疗效果又不满意。当时的科研经费只有几千块钱，后来才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开始开始觉得多囊跟肥胖有关系，也比较顺利的找到了一个肥胖因子，并从遗传和代谢角度进行了一些分析。结果后来继续研究发现其实对于解决多囊实际临床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因果逻辑不能整合在一起，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研究会有挫折，最开始找的方向也不一定准，也发现这个病其实很复杂，有很多的亚组和表型。虽然研究起步阶段没发出什么大文章，但是我对这个疾病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了解，还是总结得出了一些对这个疾病比较有意义的研究发现。

所以在之后，我有机会拿到了杰青支持，不过依然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在继续研究多囊卵巢综合征，终于很不容易的发现多囊代谢免疫上的失调可能跟肠道菌群还有关系。找到了这么一点切入点之后，没想到研究的结果还真跟既往的研究系统进行的结合在了一起，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天然免疫细胞起作用的机制，并找到一点靶点。

多囊这个疾病是妇产科中偏内分泌的疾病，新的机制和靶点发表之后，很被公共领域所关注。所以在nature medicine创刊25周年的时候，我被受邀代表中国介绍这个领域的发展。当时我以为编辑部一定是搞错人了，因为我是临床医生，但最后发现没搞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团队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围绕一个过去不太被关注的不孕不育问题进行着持续的研究，认为你是真正为了病人的需要和疾苦在做研究。给大家讲述我的这段科研经历的意思是，其实每一个人，刚开始都只能跟着老师或者自己探索研究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这个起点的大小并不要紧，医学科学研究就是从一点一点的积累开始，到一个平台的逐渐搭建，再到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等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儿。

现在大家知道不孕、流产、出生缺陷是影响我们质量很重要的方面，同时出生人口下降也引起很广泛的重视。对于生育率的维护、维持会让我们这个平台不断地去往前推进，因为只要是有临床的问题，有需求，就是社会所需要的，解决的就是有意义的问题。医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也就随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形成起来。医学科学研究人才，应该说只是医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部分。我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医学生，有合格的临床医生，有富有探索精神的交叉性的医学科学家，也有甘为人梯，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好老师，当然以上这些也可以在少部分人身上集中体现。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有不同优势特点的人一起合作，可以把一个工作、一份事业做得更好。

王拥军：医学创新的最大障碍就是医学本身不同的时代，对医务人员的知识要求是不一样的。一句话，不要把我们那时候的知识加到下一代人身上，一代和一代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整个全球医学史3000多年，在这3000多年里边，真正进入现代医学的只有300多年。在这之前可以称为医学的混沌时代，需要传授的医学知识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现在是科学时代，要求的是科学知识，混沌时代要求的是经验。

现代医学诞生的开端是1628年，现代医学的标志是生理学家哈维写了两本书《心血运动论》和《论动物的生殖》，这两本书把我们带到了科学时代。什么是科学方法？书上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无论是教解剖还是学解剖，都应该以实验为依据，这就是科学。”

我们把整个医学历史分为5个历史时期，每一个时期需要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一样。

进入科学时代后，第一个时期是经典医学时期，这个时期我们需要生理、生化这些传统的医学知识。到了1990年之后，国际上开始出现循证医学，需要循证医学知识，所以学医一定要把RCT、Meta分析、临床指南学好。再后来的精准医学时期要求组学知识，最起码基因组要很熟，要不然在看病的时候不会用精准医学知识。2017年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叫高清医学（high-definition medicine），高清医学时期需要跨组学数据分析能力。

我们培训班花心思想培养创新人才，想做创新，但其实医学创新的最大障碍就是医学本身。因为医学院从学生入学开始本质就不鼓励他们创新。美国AHA最高的临床医学奖叫Get With The Guidelines，就是跟着指南走，你要跟着指南、跟着老师、跟着教科书不能走样，一走样病人有安全问题。所以要医学生培养创新意识，比工科和理科要困难得多。

第二是创新的重要性，世界上每一个颠覆性的医学改变都是来自学科交叉，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就是让其他学科的知识能够进入医学。

无论哪个时期，传统的医学知识都要掌握。到了循证医学时期，除了传统的知识之外，还要学流行病学，要学临床研究方法、学RCT研究方法、读懂循证医学指南，这个其实不太容易。现在哪怕是在三甲医院，很多大夫读不懂临床指南，不知道临床指南里某句话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把指南上的话变成医疗实践，就是所谓的医疗质量管理。在没有循证医学指南的时期，对于医生本来没有这一条要求。到了高清医学和精准医学时期，对医生要求更多，需要丰富的药物基因组、多组学知识。未来医生还要掌握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GPT，新的医学决策方式。

每一个时期，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和知识层次都不一样。但是无论哪个时期，最核心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领导力，一个是科学精神，这两个永远是领军人才最基本的特点。

在循证医学时期，我们有所谓的循证医学金字塔，金字塔塔底是动物实验，向上是病例报告，塔尖是Meta分析。Meta分析的基础就是RCT研究，所以RCT研究做得好，是临床学科发展的标志。

看一个数据，就知道我们这代人有多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从不同的方面收集的数据。年初2月份我们科技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社会研发总费用3万亿，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

中国人发表的论文数占了全世界15%，是第二论文生产国，但是对指南的贡献率1%不到，说明低质量的研究论文很多，没有改变临床实践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怎么能做好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否则循证医学就会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循证医学时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这之前，从70年代开始RCT研究已经在各个领域兴起，到90年代在加拿大循证医学已经非常成熟。进入循证医学时期以来，真正改变一个学科的里程碑不会超过几十个研究。脑血管病一共有24个改变临床实践的研究，急性治疗12项，二级预防12项。在这24项中国人只贡献了其中一项。所以我们出了这么多论文，能改变临床实践吗？这可能是我们培养人才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能改变临床实践的论文都发表在三种期刊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The Lancet、JAMA）。这三本杂志上，据我统过去计脑血管病领域每年几乎只有一篇，最近两年稍微增加了一点。中国在这几种期刊发文数量不多，而且分布集中于几所大学。这样看，中国临床研究现在整体水平不高，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在循证医学上加强的，中国还是没跟上循证医学的步伐。

没跟上的原因有几个：没有循证医学能力和文化，缺乏合格的临床科学家，没有循证医学研究的能力，我们基本人才队伍缺乏，也没有专项经费。在NIH有很多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的费用，在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地方申请专门的临床试验费用。NIH每年用于临床试验费用30亿美元，我们3亿人民币都不到。

这里边最难解决的是文化问题。临床研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临床研究算研究吗？好像机制探讨才是研究，但因为我是做过十几年的基础研究，深深知道临床研究比基础研究难度要高很多。

第二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临床研究是科学吗？临床研究不就是数据多吗？临床研究不就是资源垄断的研究吗？其实临床研究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量是其它研究无法比拟的。要掌控一个大的临床试验，需要既懂管理，又懂研究设计，基础扎实又能得到病人信任，要不然无法突出试验药品或器械本来有的优点。

Nature在2017年，曾经针对我们国家药监局“中国古典的中药处方不要临床试验”这个说法发了一篇批评的文章。连药物评价都不太遵循循证医学，那么医学院去培养循证医学的人才，到底未来要干什么用？

中国也缺乏影响世界的标志性队列研究，特别是改变指南的里程碑试验。给大家看两个对临床研究影响比较大的两个队列，一个是美国弗明汉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FHS），1948年开始，这一组数据70年15000人参加，最初的时候只有5200个人很小的一个队列，产生了3698篇文章，这项研究改变了几乎所有的心血管病的临床危险因素。

这个影响力还没有过去，紧接着英国又来了更疯狂的人群队列UK Biobank，这几年发的文章就超过了3000篇。UK Biobank从2006年开始策划，成了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很难逾越的临床队列研究。有什么队列研究来自中国，改变了我们全世界的医疗习惯？

斯克利普斯研究所预测，几年之后国际医学将进入高清医学时期。所谓的高清医学，意味着所有的临床决策都基于个人的组学数据，用大数据辅助临床决策。如果真的进入到高清医学时期，我们可能和循证医学时期同样跟不上国际的脚步。

跟不上的原因有如下几点。要想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首先我们得有代表中国的大型队列研究，得有可以做跨组学数据分析的生信人才。我们现在做基因组能找到人做分析，跨组学数据据分析的人才凤毛麟角。医学大数据方面也没有一个真正去做研究的队伍。

最后再强调，无论什么时代，科学精神和领导力永远是最核心。

科学精神，回到哈维最初说的那句话，我们翻译到今天就8个字。第一探索，永远要充满好奇。第二怀疑，永远不要相信权威，不是让你绝对不相信，要带着思考去重新相信。第三实证，就是每讲一句话都要有证据，要有实证。最后一个理性分析，这是所谓的科学精神，目前国内生物医学有伪科学存在。

领导力是未来大家培养领军人物的关键。领导力不是一个职位，当校长、当院长不是领导力。领导力是靠自己，无论在什么职位都可以发挥。领导力的经典特征中有4点对我们今天的医生最重要：一个是眼界，一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是自己有固定的方向，最后是有目标导向，而不是以发表论文为导向的研究。

宽阔的视野，解决问题的能力，认准方向，持之以恒以目标为导向的研究思维和战略思维，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医院里曾经讲到临床医生做研究的重要性。1970年美国NIH把几千个即将被送到前线的人送入NIH的“黄色贝雷帽计划”。这个计划让临床医生用临床的思维做研究，培养了一大堆院士、诺贝尔奖得主。

最近2020年黄色贝雷帽周年纪念的时候，请了一个风湿免疫的老师，他说毫无疑问这个项目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并且导致了系统性的改革，帮助美国取得并巩固了其在医学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能进入一个计划，未来成为领军人物。

廖新生：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

中国目前没有一所医学院属于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刚才王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这么一点贡献怎么可能挤到一流去？这是不可能的。我三年前加入首医的时候，正好是首医60周年的校庆，当时首都医科大学办学的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希望在2050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除了学校进行的硬件建设以外，我来首医的任务主要是软件建设：一是培养高水平的医师科学家，二是建立高效率的医师规培体系。

关于医师规培体系，我可以负责任地给同学们说，到现在为止全国没有一所医院培养出了任何一个能在毕业时直接负责一个科室的主诊医生，比如说心血管内科、外科。这位医生8月31号还是规培生，9月1号就可以把一个科室放心地交给他。我们做不到，美国所有的医院都能做到。最优秀的培训生在培训结束后第二天就能成为主诊医师（Attending  Physician），这是我自己在华盛顿大学的亲身经历。我当时培训结束后马上就成为了骨髓移植的主诊医师，一个20张病床的病房交给了我。当时自己主持查房的时候面对来自全球和全国各地的进修大夫以及本院培训大夫腿都发抖，最初几天我觉得拿不下来，但我还是拿下来了，这就是美国临床医学培养的效率。我们正在宣武医院试点，希望能够提高医师规培效率。

至于怎么解决高水平医师科学家缺少的问题，阶平班的诞生就是为了这个目标。两年前，首医在饶校长大力支持下，当时的王松灵副校长主持建立了阶平班。这个班有传统的临床医学教学线和科学研究两条线。临床医学教学线与5+3班级一致，而科学研究线比较特别。首先是课程设置上做了很大调整, 包括英语、数学、化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等。从第二年开始去到有基础和临床双导师组成的三个课题组轮转，在第二年级结束前选定博士论文导师组开始进行博士论文研究。同学们总共会在跨学科的基础导师实验室从事研究7-10年。基于课程和导师设置，希望学生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在做医生的同时，也成为大半个细胞生物学家、大半个免疫学家、大半个工程师、大半个药学专家、大半个公卫专家，由此达到培养高端复合人才的目的。

阶平班以培养创新能力为重点，并建立了很多具体措施达到这一目标。这些措施吸取了国外很多成功经验，也结合了中国很多文化教育特点，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可喜的进步，也摸索到了一些改进的方向。

王晓东：要做世界真正的有影响力的工作，最缺的还是人才

北生所当时建设的时候，也有很多北生所到底要怎么做的讨论。如果说你要做世界真正的有影响力的工作，其他的东西都好办，经费、仪器 ，最缺的还是人才。

其实人是可以把事做成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边遇到过很多这种事情，看起来完全无望的情况，人家说怎么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出来，但最后成功了。我现在也经常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如果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不要就浪费时间去做，做科研就是要挑战这种事情。

怎么才能在中国培养这样的人才，让这些人才在中国扎根？我们都知道要引进人才，但即使引进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待遇，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引进人才可能只是第一步。引进来了以后，如何让人才发展？

什么叫人才，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人才？

我说人才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一定的做事的能力，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做事的能力，不管是什么学科。另外一点，能力好比一台车的性能，要发挥车的性能还需要赛道。能够意识到哪里的赛道更宽，车才能开得远开得久。所以当时北生所建设初衷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在一个没有什么太多基础的地方，吸引人才，让人才在这个地方发展。当时我们做了几个探索，一个是我们最早提出选人不选题。现在新基石项目也选人不选题，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其中有一些深层的逻辑。为什么选人不选题？其中最根本的逻辑是真正的创新是不可预计的。

热点是不断在变化的，但是真正的原始创新肯定是人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选人。如果选人不选题，这些人来了可以做自由的发挥，就可能做出创新。

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医生做科研做得非常好，秘密就是要学会利用别人，要和会做实验的人合作。比如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和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作为医生在基础科研作出重大贡献，就是他们发现了胞吞作用（Endocytosis），这是和另一个做电镜的科学家在一起发现的，所以要学会跟大家合作。

过去两年多我们北生所跟朝阳医院有一个合作，这个合作的形成也是一个偶然，但是经过两年的运行，我认为这个模式在目前非常值得尝试。朝阳医院有很多年轻的临床医生，他们有发表论文的需求。我们说你们可以到北生所来，北生所完全向你们开放，你们可以跟北生所的老师联系。只要双向选择，大家愿意合作就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来的时候要带着你的临床问题。

当时来了12个人，其中4个人过了一段就走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发现契合点。但是有8个人留下来。在我看来，两年以后这8个人，每个人都做出了非常令人惊艳的工作。

我现在担心他们回到医院后，又会没有时间和经费做研究。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刚才乔老师、王老师、廖老师都提到我们为什么没有贡献，其实我不认为是医生能力不够，或者医生培养不好，这些难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制度是更大的问题。

阶平班8年时间其实也很快，一届一届长江后浪推前浪。到2050年，光是阶平班就能培养出很多人才。人才的生产不是问题，制度是更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人的赛道帮他们拓宽？

所以我希望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能够成为医师科学家的一个赛道。我对你们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有很多的期待。

饶毅：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都应该避免东施效颦

医学科学研究的最大特征是：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医学科学研究的需求。因为人们希望自己的健康状态永远保持高水平且不断提升。

对于中国来说，过去曾有100多年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优先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而进入小康社会之后，大家的关注点自然就转向了医学。

医学除了对人类和国家有意义之外，对于每个个体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医学要解决的绝大部分问题非常明确直观，如人的疾病和健康。因此，大家很容易对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产生动力，也很容易向自己的家人解释自己从事的研究。

此外，医学研究适合各种科研背景的同学，比如擅长物理、化学、计算机、甚至数学的都能做医学研究。不同人才的各种能力和背景，在医学研究都能够得到应用。过去不做实验做医学研究是有困难的，但现在只会做统计的人也能做很好的医学研究。

擅长实验的人才可以做得更好，原因是医学里面实验仍然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擅长统计的人在医学领域会被误认为是天才的数学家。所以无论大家是何种学术背景，都可以把医学科学做好。

我国生物医学产业第一次起飞是在近10年。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领军人物都是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很多做生物和化学出身的人不清楚疾病谱系，因此他们的研究集中在新闻经常报道的癌症和传染病领域，可以称之为“媒体导向的研究”。

面对“中国医院里除了糖水和盐水之外库存最多的药物是什么？”这类问题，这些人中只有少数会浏览医学书，或者想到去医院询问，这些需求只有在医院工作过的人才知道，只学过生物或化学如果不进一步学习就常常不清楚。

所以，学习医学不能只是死记硬背，要对整个谱系有所理解。对遇到问题要找哪些教科书、哪些医院、哪些人这些实践中的知识，也要尽快掌握和理解。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明白，选择研究方向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而不是盲目追逐热门话题。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用别人的特长压制自己，这会导致做研究的过程非常痛苦。因此，要学会发挥自己的特长。

真正喜欢探索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希望做有明确目标的研究，这样他们才不会感到焦虑。这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生存和繁衍问题。吃饭和生孩子并不需要探索，而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和伴侣，所以只有少数人是真正喜欢探索的。

因此，不要因为觉得探索很崇高，就强迫自己去探索，要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如果一探索就焦虑，那就不要去探索。如果做科研很痛苦，那就不要做科研。有些医学研究者经常换课题，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跟上时代潮流，但缺点是在研究生涯的晚期会有很大压力，觉得做的研究无意义。所以说，医学研究能不能更改方向是一个难题。

如果以临床问题为目标进行医学研究，优点是有很强的价值和意义，缺点是可能面临很大的挑战，甚至全世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都做不出来。因此，是否从事与临床相关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选择。

有的人可以选择与临床问题相关的研究，从临床实践中获得启发和支持；有的人可以选择与临床问题无关的研究，从基础理论中寻求突破和创新。事实上，在美国，医学研究者是否从事与临床相关的研究，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特长和学科的发展情况而定。从事医学研究的好处就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挥优势。

最后我要说一点，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可能会让很多同学和老师觉得不够知名。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历告诉我，只要新的机构在中国得到良好的体制支持，最终对学生的帮助是最大的。

新的机构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是因为从老师到后勤人员都会非常努力地做好工作，希望树立良好的声誉。当然，也有少数单位能够在做好了之后继续努力，做得更好；但一般来说，大部分单位和人在做好5年、10年以后就会变得松懈和满足，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中国也不例外。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我们全中国第一个新型研发机构，而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是今天我们全中国最新的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制改革，它是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和其他活动的。

所以我相信你们尽早加入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的同学也会得到最大的支持，并且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比以前所有老型和新型研发机构更高质量的毕业生，对中国、对全世界的医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几位老师又围绕新型医学研究组织模式、新型医学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精彩的讨论。直指国内临床研究目前的困境，以及临床医生进行基础研究的困难。

临床研究目前的困境

问：临床研究国内专项基金少、产出少，能应用到临床上的问题，成果也比较少。临床研究想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在国家政策上具体怎么实现？

王拥军：我们国家现在临床研究面临的主要是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临床研究的整体架构没有形成。目前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临床研究多为区域性的或国际性的多中心试验，很少有单一国家的数据。因为别人读文章的时候，一定会思考这篇对本国有什么用。

另外，目前中国很难发起国际多中心试验。首先是资金流的问题，比如获得科技部经费后，很难在海外开展研究。其次是人才缺乏的问题，我国目前没有能够运作全球试验的CRO。

第二，中国临床研究足够的经费可以申请。临床研究要做一个全球试验，基本需要1.0-2.5亿欧元的经费。而在国内，基础研究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00万的经费，已经算是很大一笔钱了。科技部的重大临床研究基友几千万，还不足以做一个随机对照试验（RCT）。

第三，我们临床研究的专业人才还是不够，在欧美国家要做药物临床试验不需要GCP基地，他们默认医院都应该做研究。

另外跟教育环境相关，欧美很多医学院都有临床研究的硕士培训，中国大概能做临床硕士培训的医学院不超过5家。这样造成很多学统计方法的人，没有机会去实践。

临床医生如何有效进行基础研究？

问：国内临床医生怎样可以有效的进行基础研究？临床医生很想进行基础研究，但总是觉得没有时间，科里也不能给他保证时间。

乔杰：北医今年做了一件事，遴选了来自临床医院的二十几位医生，到北大或医学部的实验室去做一年研究。要求科里一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学校还拿出了50万/人，希望能给他们一些经费上的补贴。但即便这样，我也不知道这些我们期望培养的“医学科学家”能不能把这一年的时间好好放在实验室，因为现在我国医生和临床科室的负荷确实是比较重，这是多年来形成的。

另外在什么层级的医院去支持做这类工作，以及支持什么样的人，希望医院的管理者也能有更多认识。临床基础是临床科研的原动力，要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生，在35岁到45岁中间，他们有了比较好的实践经验，能带着临床问题去做科研的时候，选出其中10%左右的人尝试让他们把一些时间真正放到科研上。

梅林：在美国研究型医院或者是研究型大学或者医学院临床，假设你要愿意做科研，5天只要1天看病，剩下的4天全部做科研，中国能不能够实行这样的体制？

乔杰：如果有足够支持的话。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捐赠者去支持到一些科学家，比如在麻省总医院，大概一半的人是临床工作者，另外一半的是科研工作者，跟医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研究型大学中的研究者他也可以在医院做部分兼职。希望政府、学校、社会的支持上，能有更多的一些所谓体制机制的建设，平台的搭建，我们也都在努力过程中。

王拥军：我想补充几点意见。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刚到美国留学时，收到过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的三位住院医生的申请，他们表示学校要求他们在住院医生培训期间，必须发表一篇基础研究的文章，因此他们想利用下班和周末的时间进入实验室做实验。由此可见，很多时候说没有时间只是一个借口，很多国外的住院医生也没有额外的时间。

第二个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大家如果想要做出大的成就，在成为临床医生之前一定要争取进入实验室的时间，至少要有几年的实验经验，这样在思考问题时，就会与众不同。

第三个是关于刚才梅林老师提到的问题，能否一天临床自己决定干几天，剩下的时间都在实验室。这在中国做不到，原因在于医院有编制制度。

以剑桥一个研究型的病房为例，50张床位需要600个人来服务。如果在北京50张床位编办只能给我不超过50人的编制，根本无法抽出4天时间来做实验。因此，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人力问题容易解决，机制问题最难解决。

学制：要不要办4+4？

问：不同的医学人才的这种培养方案，比如4+4，对于阶平班的培养有什么样的启示？以及首医将来会不会有做4+4这样的想法？

饶毅：整个美国医学科学教育历史只有100多年，1900年之前美国医学教育混乱。到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才改革医学教育，形成4+4体系。这个体系有非常大的优点，通过一套标准确定了医学院和医生的资格，因为在这之前美国医学教育是没有标准的，石油大亨老洛克菲勒的父亲就没有上过医学院而行医。另外弗莱克斯纳还认为医生行医的时候不能太年轻，所以当初毕业于4+4体系的医学生，并不一定比5年制或6年制学医的人更懂医，只是年龄大一点，更让人尊重一点。

但中国引进4+4学制的时候，并不一定搞清楚美国为什么会这么设置。中国的4+4就可以是东施效颦。如果真做4+4学制，可以在前4年根据学生特点设计多种特色课程，而不是设计一个标准课程。美国4+4学制设置标准课程是历史延续，中国在模仿4+4模式却不理解原因，也没有考虑如何学制能做得更好。实际上，中国完全可以在医学教育有更好的体系，当然这需要有人动脑筋，有人努力，而不是人云亦云。

廖新生：首医要不要办4+4？至少现在首医还没有讨论这件事，8年的阶平班已经是中国版的MD–PhD。要不要在上面再加几年变成12年，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先办十几年再说。有一批学生出来以后，才能看清楚我们到底能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师科学家。

乔杰：我要稍微谈一点有争论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欧洲、美国医学通过不同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临床医生，这其实是满足公共卫生、药学、基础医学不同体系对人才的需要。刚才大家可能更多谈的是临床医学方面。

4+4培养的是什么人？创新人才，是探索者。但即便是“贝雷帽”项目这些优秀的，最后成为医学科学大家的人。他们最初做的也只是普通的临床医生。有些人成为了能管一间病房的主治医生，但是也有很多人做了家庭医生。

医学教育有很多种，5年制培养的医学生，可以去做我们特别需要的临床医生。5+3毕业能成为市级医院的骨干医生。我相信饶校长在首医要培养的是真正医学顶尖的科技创新人才，要做顶尖的循证医学研究。但想要做循证医学研究，要等到成为领域中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才，并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疾病的理解认识才行。不管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试验，医生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协调，病人作为被试者，也要相信医生才能一起做一项研究。

医学教育一步一步在推进，针对不同人才会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我曾经也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北医的8年制培养，结果10年、15年之后发现，当时没有发出文章的学生，因为有着非常好的临床基础培训，后来成为了学科的骨干。他们不仅仅在疾病的机制研究上，在循证医学研究上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特别希望不同的探索都能够得到支持。

人工智能能替代医生吗？

问：ChatGPT出现后，有人提出一种观点，即计算机可以取代医生的部分诊断。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王拥军：人工智能在医院有两个方面用途。一是当人为因素对结果干扰较大时，训练一个人工智能更稳定，比如看X光片；二是，当人的操作不够精确时。如在大脑活检方面，人工智能主导的机械臂会更精确稳定。

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取代医生。现在《医师法》规定，最终决定的是医生，医生不签字，人工智能做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用。所谓大模型计算再精确，目前看起来还只是个模型。

乔杰：我还想强调，人工智能都是从经验规律中去梳理总结，在医院的场景下可能节省医生护士一些规律性的工作。但作为医务工作者，使用这个技术时候得特别注意，要认真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去应用。另外医务工作者面对的是一个个“病人”，不是“病”，所以还要有人文关怀，要对患者有个体化的了解。所以，在未来的工作中，人工智能对医学技术应用、知识普和对医疗服务质量的均衡性上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帮助。但是对于真正的疑难疾病诊断处理，以及个体化预防等，还是有局限性。

给医学生的建议

问：您对希望在基础医学和转化医学上有造诣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王晓东：学医的年轻人如果想往产业界或者工业界发展，在很多阶段都是可以的。这取决于自己想做什么。公司本身也是学校，从产业界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些想成为医生科学家的人才？这需要真正做到临床实验室的东西。

比如实验室做的关于各种细胞凋亡的研究，会宣称a细胞凋亡一定跟癌症有关。但真正到了临床领域，可能发现所有的理论在临床实验面前都是假的。最后这个问题是被临床医生的转化研究解决的。现在工业界每年都要在这方面向医疗机构支付上亿美元的专利费。

所以，如果真的想去工业界，可以在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临床试验的执行等方面的很多研究。如果不想去工业界，也可以在临床观察中做一些转化研究，这可以为工业界创造很大的价值。

问：您认为有哪些更好的人生品质，能够促使医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创新人才？

王晓东：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到位，是每个人都在思考，但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见过成就比较大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一是诚实，有一说一。在科研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晋升、关注度等。在事实面前，我们会很自然地去想：今天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尤其是不在第一线的时候，只靠听汇报来判断。

做科研，需要对科学发现和自己有批判性思维，吾日三省吾身。有这个素质，就不会浮躁，将来不会走到岔路上去。

二是兴趣。兴趣不仅仅是只对自己做的科研关心，还表现在对他人的研究感兴趣。

我经常讲，如果一个人只对自己的课题感兴趣，那么他只能当技术员。如果对实验室其他的人的课题也感兴趣，就可以当PI。要是对隔壁实验室的研究感兴趣，可以当所长。如果不仅是对北生所的研究感兴趣，还对天坛首医的研究感兴趣，能当校长。

这里说的不是职位，而是领导力。你对很多事是不是有天然的兴趣，就表现在关心。文章出来，你是不是有看花边新闻的兴趣去读？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每个周末要把自己关到图书馆读一天文献，就像读武侠小说一样。

三是要有广阔的胸怀，不要事事计较。我不赞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道德绑架，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事业，大家为了共同事业一起合作，把个人做不了的事情做成，应该是共赢的，每个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得到能力的提升，得到共同的成就感，这就是成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