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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冯灏 严胜男 

62人遇难，34人失踪，8个蓄滞洪区启用……2023年的“杜苏芮”台风，让华北平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京津冀地区遭遇“140年一遇”暴雨、“三天下了两年的雨”……暴雨和洪水突破了各地历史极值。海河流域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河5大河系2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6条河流超保、8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从一定程度上，2023年的这场大洪水，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中国气候“南涝北旱”的误解，也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那条通常不那么受关注的海河身上，人们意识到，这是一条如此复杂，充满了矛盾的河流。

“根治海河”60年后，这依旧是条复杂的河流

在中国的七大水系中，海河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洪、涝、旱、碱，两个极端以不同的周期在这片土地轮番上演。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程晓陶告诉《知识分子》：“海河的复杂性就在于，长期来看它是干旱、缺水的，但偶尔下一场暴雨，强度又一点也不比南方低。”

海河的历史上，有着远比今年的洪水更大的伤亡。在1963年的洪水中，不少河段堤防漫溢溃决，洪水四处漫流，平地行洪，海河平原一片汪洋，超5000人死亡。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委员张卫东回忆道，“那时候毛主席用极为严厉的语气，专门写了’一定要根治海河’”。

今天的海河水利格局便是在当时奠定的：太行山上的一圈水库、修建减河和新河，改写天津“九河下稍”的局面。然而，光靠各种工程性的措施，远不能达到根治海河保卫华北的目的。一个千年来被黄河和海河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华北平原，面对倾泻的洪水很难片水不沾。

海河流域涉及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54%的面积是河北省。在河北，因为贫瘠与缺水，山区往往是贫穷的象征，而平原则是土地肥沃、水量丰富的富饶之地。而正是这富裕的平原，在洪涝灾害发生时，几乎是最脆弱的地区。

这种特有的风险，北京地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京解释，“京津冀地区，总体来讲平原地区比较多、低洼地比较多。一旦洪水出现，非常容易造成灾害”。 一位不愿具名的水利专家向《知识分子》提到，“南方普遍都是高山峡谷，水可以流到河里去，人能站在高处；面对平缓的华北平原，没有办法说’人往高处站，水往沟里流’，只能把城市建得高一点”。

但建高需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投入产出，在南方，比如水灾频繁的太湖平原，经济实力雄厚可以把安全台建得高高的；在十年九旱的海河流域，尤其是本次主要受灾的河北地区，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当地财政对抗洪进行大规模投入，却显得有点尴尬。

蓄滞洪区工程建设中央与地方资金投入比例一般是1:1，在这种背景下，水科院洪水管理与影响评价研究部王艳艳等人曾在研究论文中提到：让地方配套出资开展建设无异于让其“花钱给自己买棺材”。一组数据或许能反映其中的问题。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已建、在建及规划安全设施共可安置人口约167万人，仅占蓄滞洪区总人口的27%，而淮河流域这个比例达到了78.8%。

海河是一条处处充满了矛盾的河流，这种矛盾便需要人们时时反复地平衡各种抉择的经济与普适。

从时间上来看，海河的水量分布极不平均。夏季副热带高压的进退时间、强度、影响范围等很不一致，致使降雨量的变差很大。此次暴雨短短三天，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赵庄梁家庄站累积降水量达1003毫米，对于年平均降水量约500毫米的邢台，几乎在三天里下了大概两年的雨量。这个降雨量甚至超过了台风“杜苏芮”登陆时在浙江造成的861毫米的最大降水量。为了这几天的极值，我们要做哪种程度的防御？

程晓陶说，1963年大水之后按“根治海河”要求编制的防洪体系建设规划，整体来看是卓有成效的。大量水库的兴建，使流域中调蓄雨洪的场所从华北平原上众多的湖泊洼淀搬到了山区，而湖泊洼淀干涸后，大多变成了农田与村庄。

与此同时，长期的干涸，也让河道准备不足。达标疏浚拓宽的河道多年不再行洪，逐渐淤积萎缩，达不到原规划的行洪标准了。

程晓陶说，“河道的行洪能力实际上是被洪水塑造的。像拒马河，这次大水过后，在某水文观察断面上，河床下切了三米，河道被洪水冲深，行洪能力也被扩大了”。

水库、河道、堤防，海河的水利欠账

海河身上的这诸多矛盾，集中地反映在了它的防洪标准上。

与我国主要流域河流支流的防洪标准类似，此次暴雨行经的大清河水系，骨干河道的设计防洪标准不过20年一遇，这意味着，在任何一年都有大约二十分之一的概率该流域降水超过汛限，对于两岸居民构成威胁。

北拒马河、大石河和小清河在涿州交汇后流入白沟河，据测算，暴雨期间，北拒马河、大石河给下游涿州地区带来了超过10亿立方米的水量，这两条河流上游没有建设控制性防洪调蓄工程，水流沿河道快速在涿州平原地区汇聚，而下游白沟河河床条件无法下泄上游巨大来水量，导致涿州遭受严重水灾。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徐锡蒙解释，北拒马河每秒4500立方米和大石河每秒超过3300立方米的来水，在一瞬间给下游巨大泄洪压力，而白沟河现状行洪能力仅2000立方米每秒，这构成了涿州有水出不去的根本矛盾。

上游能不能多拦住一些水？据程晓陶介绍，大清河流域的7条河里6条都建有大型水库，就差一个拒马河，“当时规划也有，但难点在于水库会涉及河北、北京两地，淹谁的地、给谁提供好处，防洪的收益多大、供水的利益归谁，在当时有一些矛盾不好协调，就搁置下来。搁置之后再想上马就更困难了，要协调的因素比过去更多”。

另外，水库本身是双刃剑，如遇大洪水往往是更危险的因素，万一垮坝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历史教训不计其数，河南75·8水库溃坝就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再者，水库库容总是有限的，面对疯狂倾倒的雨情，瞬时雨量就可能抬高水库水位到安全警戒，依然要开闸泄洪。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特聘教授段青云告诉《知识分子》，此次海河流域大洪水，总降水量为432亿万立方米，海河流域33座大型水库总共拦蓄102亿万立方米，较多年平均这些水库多拦蓄了65%的洪水，因此发挥了很大防洪作用。

但段青云亦提到：总体来说，海河流域的水库的库容还是不够的，此次官厅水库拦蓄了5737万立方米的洪水，只占总拦蓄量的0.5%左右，而门头沟、房山等重灾区处在陡峭的山区，地形不利于修建水库，而该地区暴雨强度最大，洪水来得最急，因此是这次洪灾最严重的地区，当该区域的洪水到了涿州，洪水又流不出去，因此启动了蓄滞区的功能，使得该地区的损失巨大。

城市规划因素也令上蓄、中疏、下排的防洪规划在大清河流域调度中显得更为复杂。以此次受灾严重的大清河流域为例，一位熟悉大清河水务的专业人士说，上边涉及北京，中间涉及雄安，下边涉及天津，不同的行政区域，河道堤防的治理力度是不一样的；具体到一条河，河堤左右岸，堤防标准也多有差异；而雄安本来是大清河系中游白洋淀的一个洼地，现在把它作为一个新区建设，需要特别保护。

据雄安新区的防洪专项规划，北部的南拒马河右堤、东部的白沟引河右堤、南部的新安北堤、西部的萍河左堤，加上西北围堤，这些堤防首尾相连，周围形成一个长约100公里的闭环生态“防洪圈”，全线防洪标准达200年一遇，将城市“揽入怀中”。

“河道堤防工程建成之后，加固和整修一直有，但不是大规模、统一标准的方式”，上述熟悉大清河水务的专业人士说。

前述水利专家解释，标准不一是有一定理由的，从防洪治涝的角度看，人口特别密集的地方往往只是其所在流域“面”上一个特定的“点”，流域内的河湖水系宛如一条条有机联系的“线”，在自然状态下共同构成一个树状的水系，而工程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引导“线”离开“点”。

程晓陶介绍，我国已建的40万公里堤防分为五级，不同级别堤防的建设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是防洪工程建设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保护范围越大、保护对象越重要的堤防，建设标准越高。这样才能在特大洪水发生、受淹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可能减轻损失。

但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水利建设还是欠账的，前述水利专家提到，有些该建的工程没有建，还有些水利工程过去建的时候，没有对生态环境的要求，现在被认为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和环境，产生了很多矛盾，不太容易正常发挥作用；再加上北方河道由于多年降雨少，河道被占用、填埋得多，小流域上的工程年久失修甚至荒废。

张卫东介绍说，此次洪水期间通州区北运河西集镇杨家洼河段出现了三孔闸口被宽5米、长24米的浮桥残骸堵住的危急情况，这就属于新情况——漂浮物体积越来越大、潜在威胁也越来越大，需要吸取经验教训。

此次暴雨亮起的警示灯提示我们已经做了的仍然不够，要为更大的洪水制定计划。“在气候变化的趋势下，针对性地提高北方的水利标准，也就顺理成章了”，前述水利专家表示。

但这种提升所需的经济成本不容小觑，因为工程量和成本的增加并不是线性的。张卫东解释说，平原地区对水位极为敏感，比如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高到200年一遇，水位可能只差几十厘米，但是工程量可能要增加百分之四五十。

尴尬的蓄滞洪区

上游缺少控制性工程，中游河段防洪标准偏低，剩下的，只能靠蓄滞洪区了。

“现在看来，蓄滞洪区在防洪工程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亮出蓄滞洪区这一底牌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本次灾害损失”，徐锡蒙说。

据程晓陶介绍，由于平原河道的行洪能力有限，超出河道行洪能力的水，就可能漫溢、溃堤泛滥出来。例如这次启用的宁晋泊、大陆泽蓄滞洪区和献县泛区，都是位于上游不同河流来水交汇的地方。将超出下游河道行洪能力的洪水分蓄出去，削减了河道的洪峰流量，就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

但蓄滞洪区在应用中暴露出自己明显的短板。据河北省初步测算，蓄滞洪区转移群众97.84万人。水科院减灾中心一位专家告诉《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次蓄滞洪区的整体老百姓损失比较大，还是平时建设和管理没有达到标准，比如做一些安全台，让人可以先撤离到上面去，启用蓄滞洪区的阻力也更小一些。

蓄滞洪区中的安全台就像是水中的小岛，在分洪运用的时可以为转移赢得更多时间，有些蓄滞洪区还会尝试建保庄圩，把重点区域围起来，但这些措施都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程晓陶说，不同地区蓄滞洪区的安全建设措施与自然地理条件、分洪的淹没水深及持续时间，还有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有关系。

程晓陶说，北方蓄滞洪区最大的特点是使用概率较低，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措施的选择，要做投资-效益的比较。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安全建设规划中，更多是建避险转移道路，早期还曾要求农民盖平顶房，这样分洪的时候可以在上面临时避险。

按照《防汛条例》的相关规定，有防汛任务的地方应当建立预报警报系统，在雨季到来前进行安全检查，并做好群众撤离和善后工作。上述熟悉大清河流域的专业人士说，每年汛期前的4、5月份，相关部门都要做应急预案呈交当地政府报批，转移人员安置地点都是一对一的责任状，也会有培训和预演。

但从此次蓄滞洪区的人员撤离安排整体显得匆忙仓促、手忙脚乱，有受访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因为预演不够，不够了解具体撤离安排时的流程和难点。

李京认为可以借鉴浙江等地的台风暴雨应急预案，每个社区都有明确的挂图，一旦发出红色预警，人员怎么疏散、在哪条路线到达哪个避难场所都很清晰。除了小区本身的常住人口，应急预案中还会特别安排外来务工人员的撤离，“因为尤其是来自北方的务工人员可能不了解台风的威力，往往动作迟缓，要对他们格外照顾。另外，应急的工作流程是要强调扁平、快速、准确，有时候要突破正常的工作流程，更多把权力下放给现场”。

但一个无奈的事实是，即使一切运行良好，也无法防止灾难性洪水的到来。

要不就是把洪水拦蓄排走，要不就是人员尽快转移，其实就是这两个方案，徐锡蒙说，但面对如此突发的极端灾害事件，尽快转移离开洪水风险区是最好的方案。

今天，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专门为水腾出空间，但在蓄滞洪区设计之初，这些地势低洼的洪水宣泄之所本来是人口稀疏的地方，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蓄滞洪区也开始发展，任何地方都经不起洪水的折腾了。

这种情况不独北方特有，即便在长江流域的荆江分洪工程——一个曾在1954年洪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分洪而设计的工程——也变得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下决心分洪会是一个越来越难的决定，《湖北日报》的说法是祈愿永远备而不用。

在我国，人与水争地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程晓陶说，国家也有项目正在研究蓄滞洪区管理办法的更新。现在有一些规划中蓄滞洪区，特别是紧挨城市布局的已经基本上完全城镇化了，再做蓄滞洪区使用损失很大，在新一轮防洪规划的修编中，可能就得调整摘帽了。

灾害的水与资源的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缺水为主旋律的海河流域，多数时候，水是以一种资源的形式存在，因为地表缺水，这里地下水普遍超采，上述水利专家向《知识分子》提到：“地下几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甚至发生了地面沉降”。著名的南水北调工程的目的之一，便是为常年缺水的京津冀地区解决供水不足问题。

然而，一场140年一遇的超强降雨，带来了过于丰富的降水，远超这里水利设施的承受能力。水库装不下，河道不够用，一时尚无法引入大海的水，只能启用蓄洪区滞留。

人工的水利设施之外，地下水超采形成的空洞本可以作为蓄水的“空肚子”，敞口让雨水迅速下渗，从而减轻地面积水的危害，然而，在本次的洪涝中，却并没有明显看到这种情况。

张卫东解释，大暴雨面前，缓慢的下渗作用有限。另外，海河平原的地表状况对于渗蓄并不友好，虽然有超采地下水形成的漏斗，“却只有在农村，全是农田的地方，水的入渗会快一些，如果是水泥硬地为主的城市，水仍然渗不下去，就会积起来。”而居民区、建筑物集中的硬地往往是地势较低的平坦地方。这些人口稠密之处，也就成了容易遭受积水灾害的地区。

8月21日的水利部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介绍道：本次洪水的特征之一是“我们监测到流域浅层地下水平均水位上升1米，已增加85亿立方米，达到去年全年地下水补给量205.7亿立方米的41%。”

随着灾害的水退去，海河流域又会变回那个渴水的华北平原。从这个意义上，饱尝了缺失之苦，倾向于把水作为一种珍贵资源看待的北方，忽然间面对一场灾害型强降水，出现的各种认识错位、储备不足和资源错配。

治水是个系统工程，水库、河道、数据、植被……在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的今天，综合性的提升这些方方面面，也许才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面对百年一遇型气候灾难时真正的底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