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158万人，大批青年即将走出校园，开启职业生活。与此同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1.3%，创201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大学人才培养直面就业挑战。

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化的当下，大学的核心是什么？读大学到底有什么用？大学专业学习和职业前途、人生规划如何挂钩？围绕这些问题，《知识分子·科学四十人》系列座谈第七期邀请到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陈平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的理事长李志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湘泉，做了深入交流。座谈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知识分子》总编辑周忠和主持，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忠和：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围绕“大学有什么用”这个主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各位老师从历史的视角谈谈在大学的演变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陈平原：当我们谈到大学时，需要考虑时代性。18、19世纪的大学和20世纪的大学内涵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的精英大学还可以与当时的大学理想对话，但绝大多数大学不再讨论这些话题。这需要区分两类大学：一种是以学理为中心、知识探索型的；一种是以就业为中心的职能培训。

中国今天有3000多所大学，其中1283所是本科以上，1500多所是专科学校。从历史上说，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约120年左右。古代中国的太学，还有书院、私塾等等，与今天的大学内涵不同。建立现代大学系统时，最初的口号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上法三代，指追踪夏商周三代太学，传承其中的教育理念；旁采泰西，指我们的大学要向欧美国家学习。实际上，我们的大学是在和西方大学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120年里，中国大学发展有六个关键时刻：

第一个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没有废除科举，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第二个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把现代大学和现代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这就成为了理解中国大学的关键点。

第三个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大学的西迁使得西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发展。

第四个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基本上改变了晚清接受的大学理念，向苏联学习，主要建专业学院。

第五个是1977年我国高考的恢复。这时的大学既承接了中国大学的传统，又有自己的一些创伤和经验。

第六个是1998年的5月4号，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关于北京大学10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讲话指出，中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有了985工程。同年，大学开始筹备扩招。199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是10%，今天是59%。1936年全国大学生有4万人，今天按照就业部统计大学有4000万在读生，包含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还有第七个关键点，我认为是2020年。中美关系、新冠疫情、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挫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2020年以后的大学该往哪个地方走、会面临什么困境。在调整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教育三者之间的互动，是我们必须讨论的话题。

陈平原

周忠和：从您上述谈话中，得知大学经历过六个关键时期的发展，甚至马上迎来第七次的变革，这些变革受到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形势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大学的本质和使命的探讨至关重要。李老师，请您讲讲看，您心目中的大学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一直不变的部分又是什么？   

李志民：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任何关于教育的说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认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比如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现在公认的、现代意义上的最早最古老的大学起始于1088年。从博洛尼亚大学发端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理念一直是在变的。像英国乔·纽曼主要是传授知识；但同时代的德国洪堡关于大学的理念是传授知识、生产知识及科学研究。1930年，当世界的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时，才有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即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应用。

在中国，这三大功能叫做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习总书记加上了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国际交流。但从本质上来说，大学的功能在于知识的传播和生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清末到民国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主要学习日本大学，五四运动后，我们学习英美大学，新中国解放后，我们学习苏联大学，改革开放我们学习英美大学。这是我们大学基本体制的一个演变过程。一直不变的可以说是大学对知识的责任。

我们的大学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再到今天的普及教育阶段，用了不到20年时间。

周忠和：欧美国家大学使命的变化经历了多长时间？

李志民：发达国家，虽然对大学的普及较早，但是他们从精英教育阶段到普及阶段，经历的时间比较长。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我们用了短短20年时间，完成了从精英教育阶段，经过大众化阶段再到普及阶段的过渡。整个社会关于大学的认知还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这种认识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我们对大学的认识或就业的看法，是有不同的。

周忠和：您提到就业问题，我想问问曾老师，就业属于大学三大功能的哪一个？您是否可以根据中国大学的演变和欧美大学的发展历史，谈谈您的看法？

曾湘泉：从大学承载的功能来说，科学研究很重要。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看到，很多知识的发明和创造都来源于大学。但与就业更为相关的，应该是人才培养。无论是中小学老师、还是大学教授、科研人员等，主要都是大学培养的。我国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型大学，主要功能是知识创造，如985、211，或者现在的“双一流”大学。这类大学在中国的数量较少。另一类大学是数量众多的教学型大学，这些大学主要是面向实践的人才培养。

大学主要培养学生两类能力：一类是硬技能。比如阅读、写作、听说、计算、计算机应用等基本技能，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等；另一类是软技能。比如，思维能力。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学生提取问题的能力，即能够面对未知，就怎样观察问题作出合理选择。这是创造知识，即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教学型大学则主要培养有效解决已知问题的能力。即用人类已有的知识，比如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解决现实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坦率地讲，人才的能力培养在大学长期遭到忽视，这和今天面临的就业问题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听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欠缺的抱怨，而不仅仅是关心学历。至于社会服务，最近这些年，随着国家强调发挥大学智库的作用，无论是研究性大学或教学型大学都开始重视为经济和社会建设提供解决方案。但仍面临专利多，转化少；论文多，引用少的突出问题。  

周忠和：这是否概括为市场导向的不足？

曾湘泉：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大学这些年取得的进步。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迅速发展，科研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片面强调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其他方面并未同时受到重视。诚如丁学良说的，现代大学办好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自由的学术氛围；二是充足的资源。就人才培养而言，中国的大学投入很不够，还存在很大短板。

周忠和：中国大学在过去取得的进步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是不是也存在资源过于集中从而导致大学的其他职能受到忽视，这对大学的多样性是有损害的？   

周忠和

陈平原：首先，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大学的起点与国外是不同的。中国有自己悠久的教育传统，只是100多年前转向了德国、日本的教育体系，之后是苏联、美国。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国外的大学历史有好几百年，我们的才100多年。所以，很多大学校史都在拼命往前追溯，如北大校史考证时，有人就追踪到了元代、宋代。我觉得不合适。其实，承认晚清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转型即可，不必纠缠于成立多少年的问题。其次，中国大学确实在过去20多年迅速发展，但也需要承认，过去的大学没有今天那么壁垒森严。今天的孩子一旦进入一个低层次的大学，以后很难翻身。

周忠和：这不仅仅是壁垒森严的问题，是不是也反映了大学单一评价指标的导向，导致了同质化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其实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专科院校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之后这些院校都改为大学了。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专科改本科、本科升研究院，这和整个大学评价体系有直接关系。

周忠和：还有一点，大学的职能经过了这么多演变，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李志民：我认为，大学三大功能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是知识的传播，其中包括了教育职能。我觉得大学在人类文明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全世界来看的话，大学的水平决定了国家的水平、大学的高度代表了国家的高度。大学的重要性没有变过。

曾湘泉：我觉得大学不变的东西是知识。知识创造是科学研究，知识传授是人才培养，知识应用是社会服务。这些都围绕知识展开。研究型大学突出科学研究，教学型大学突出人才培养。 

周忠和：大学一开始职能比较单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也在逐渐多样化，这是不是一种趋势？

李志民：我觉得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时，大学一定是多样性的。它的多样性体现在我们要满足对人才成长的需求是多样的，不同的人才应提供不同的大学教育模式，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其次，各个行业需要的人才是多样的。因此，大学的多样性一方面要满足人才的成长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国家在提倡产教融合，我觉得大学内还要提倡学科融合。

周忠和：目前大学专业和学校的选择，逐渐成为学生考研、职业乃至人生规划中不容出错的关键一环。毕业生从过去的包分配到现在的扩招，学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李志民：不能把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就业。如果把教育等同于就业，我觉得还是停留在生存层次上思考问题。但是教育更多的是在于生命层次的提高。

当然就业很重要，但我觉得今天之所以提这个问题，主要还是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再到普及教育阶段的过程太短，我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我们的大学1999年才扩招，70年代出生的家长因为当时上大学的几率小，所以他们对大学的认识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但今天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了，他们家长就认为，孩子应该像他那个时代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样，要大学当教授、去体制内当公务员、去企业做高管。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即当国家招收50万大学生的时候，也许提供这些岗位没有问题。但当招生人数达到1000多万、毕业人数达1158万时，就业市场就无法提供了。短短的20年，社会变化很大，但人们对大学的认识还未改变。即使不上大学，人也需要就业。

李志民

陈平原：但大学毕业后就业的岗位和没念大学就业的岗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没办法来说服家长承认所有的职业平等。放眼看去，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定是就业难。而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让学生们觉得上大学不吃亏。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么设置大学、什么样的企业事业单位能够接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大学面对的问题其实是具体专业的设置、教育的培养。思想教育不能是空话，设身处地想想，孩子们如果从山村里走出来上大学，毕业后，我们告诉他回家去照样可以生存，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快速扩招的20年，我们走得太急了，是需要反省的。

曾湘泉：对扩招也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供给过大，脱离了现实需求。教育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消费属性，比如为提高个人修养。另一个则是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有一个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计算公式，可以把这种经贴现后的终身投资回报率计算出来。大学生供给超过需求，产生“过度教育”，会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人们上大学的意愿会降低。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不好是因为经济结构不行，但经济结构与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根据我们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按当时扩招的规模和速度计算，到2010年时，按照GDP水平衡量，中国大学生供求就基本处于均衡点了。另有研究发现，到2009年，按照学术人才培养目标和数量来衡量，中国的博士生供求已达到均衡点。这导致提出培养博士生的非学术能力，即非认知技能的要求，因为很多人不得不走上非学术性岗位。

我个人认为，大规模扩招确实产生了“过度教育”，特别是脱离经济发展的阶段，导致人才培养投入不足等。但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教育改革滞后，没有把深化大学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继续沿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办大学。比如，沿用前苏联办学思路，专业划分太细，学校应对外部市场变化的速度和能力很低。因此，今天需要我们更深层次来思考，中国的大学如何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提升大学毕业生的硬技能和软技能。

周忠和：我们聚焦一些更具体的问题。第一，现在的就业市场正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第二，大学应该如何应对？  

陈平原：教育部在推应用型的大学，有成功的例子，但很多家长不太适应。但我觉得大学校长已经开始转变了，应用型的大学，如工程师的培养等，已经成为了本科教育的重要选择。现在就业形势正在倒逼着我们的大学改革。

李志民：刚才陈老师说国家政策让大学往职业教育转，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主要问题。我们大学正面临着深刻的改革，但教育最大的危机在于大家没有认识到危机正在发生。

第一，大学实际上是承担对知识的责任。过去，大学处于垄断或半垄断知识的地位。但今天，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崛起，大学中关于知识传播的功能部分被互联网取代。今天科技发展的特点，是深度和广度的无限扩展。第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仅仅靠大学生产和传播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怎样能快速地教给学生新的知识，这是现代大学需要思考的。

陈平原：整个科技发展，确实是以超高速的形式在发展。这和19世纪、20世纪的大学不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技尤其是工程技术，变化太快了。这对大学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提出了很大挑战。曾经我设想过，有一天所有的课程，都标准化了，大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李志民：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是多样化、而不是标准化。互联网让大学更多元化。 

陈平原：大学为什么存在？不仅仅是文凭，还在于校园文化的熏陶，比如老师和学生的交往、同学之间的联结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精神的共同体。纯粹从知识的传授角度来说，大学的存在价值比互联网大学毕业更好。大学赋予了这种文化和交流的职能，目前是很难被取代的。

周忠和：站在学生的角度，如何去选专业？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建议？ 

曾湘泉：为什么人们要上大学？开玩笑的说法是，上大学都是想成为“不劳动的人”。其实，不是不想劳动，只是想成为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在中国上大学，传统上还有一种认知，即所谓能当“干部”，这是一种体制内身份的认同。这也是现在很多毕业生考公考编的原因。抛开这一点不谈，我们要讨论的是，学校和用人单位如何解决办学与劳动力市场实际运行脱节的问题，我想，首先要避免三个错误：

一是信号错误。比如，社会流行人人都要上大学、甚至上到博士。单位招人要求“男性、35岁以下、硕士以上学历”。这些都是用人单位向社会发出的错误信号。

二是管理错误。为什么会发生上述信号错误，这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系。中国的工业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历史很短。专业化、职业化以后，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和工作内容有关，而不一定必须与学历挂钩。现在很多事务性工作都首先要求高学历，要硕士或博士，这很荒唐。

三是关系错误。课堂上正常的师生关系应当是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即通过老师的点拨，为学生参与提供指导，而现在老师是演员，学生完全是观众。老师在台上讲得好，学生听得开心鼓掌，学生或许是获得了一些知识，问题是其能力并未得到真正提高。

人力资本理论提到，要增加有用的知识数量，一方面知识需要及时更新。另外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升能力。问题是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得来，但能力不行。能力怎么来的？是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

最近我们在做毕业生金融业就业调研发现，就研究分析、数字化工具运用、文书写作、外语等重要技能而言，目前学生最短缺的能力是写作。我们的大学普遍不开写作课，而比较之下，哈佛大学强调通识教育，在八个领域之内，所有的课程基本是选修的，但写作课则是必修课。麻省理工学院（MIT）是工科学校，写作课比哈佛开得还好。

因此，大学的改革很重要。开办一个专业并不是上来就开选修课、必修课，而是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需要先研究清楚这个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模型。我们大学目前这方面做的工作很欠缺，导致专业培养的目标不清楚，甚至完全与用人单位的需求脱节。

曾湘泉  

周忠和：非常好，细节决定成败。感谢三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