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根据他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提出了下列公式：

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数学大师陈省身把他的成功归结为四个正确：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去到了正确的地方（去了德国而不是别人都想去的美国），找到了正确的老师。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四个要素：

①向胜利者学习；

②要有冒险精神；

③要有坚强的后盾，即有很多人协助；

④一定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同时要保持开放，不能与世隔绝。 
沃森把第④点看作最重要的因素。 
勤奋来源于正确的科研动力

好奇心、研究中难题和挑战带来的吸引力、取得突破后对科学或工业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只有这种动力才能使人痴迷、执着、甘愿放弃常人能享受的乐趣，充满激情地持续奋斗十几年。有了这种动力，所选择的项目一定如沃森所说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也会从中得到很大乐趣。DNA双螺旋结构的另一发现者克里克曾用“狂热的追求”来描述他的科学生涯。丁肇中进实验室后常常40个小时才出来，一进实验室其他任何事情都忘了，脑中只有实验数据。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告诫说：“把获诺贝尔奖作为科研目标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把获奖作为目标，为考核而写SCI论文等等，都是缺乏科研真正动力的表现，也不可能长期勤奋、百折不挠，因而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我判断年轻人将来是否会有所建树时，除考察品德、能力、团队精神和是否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看面临吸引人的挑战时是否充满激情，是否有力争第一的勇气和韧性。缺乏激情的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很难成就大事。

跨领域的研究容易出大成果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Wiener）曾说过：“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领域之间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成果。”流行至今的存储程序计算机就是数学家冯﹒诺依曼和数学功底很强、精通计算又懂得电子学的J . W. Mauchly 以及杰出的年轻电子学家J. P. Eckert共同研究的结果。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是动物学博士，而克里克则是物理学出身，后改学生物学，正是这两人不同的知识背景，取长补短，才导致了伟大的发现。CT、核磁共振等重大发明也是医学与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跨领域的成果。

王大珩先生于英国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后，并未再攻读博士，而进入一家英国企业从事光学机械的实践并取得发明专利。与王大珩同时代的物理学博士不少，但既有深厚物理学基础又有光学机械实践的中国科学家极为罕见。正是这种知识背景使王大珩先生成为中国光学机械事业的奠基人。

我曾谈到过我一生中八个重要抉择，我并未把“选择照排项目，并提出正确的技术路线”作为我最重要的抉择，却把1961年我24岁时，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两者结合的研究”列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当时Software（软件）这一名词在英文中还未出现，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同时具有软硬件两方面知识、尤其是在两方面都有动手设计和实现经验的人很少。正是这种背景，使我能提出激光照排的独特方案。七十年代初，具有英语听力和能快速阅读英文文献的科技人员也并不太多，而短期内阅读大量文献使我很快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七十年代在北大之前有五个单位从事照排研究，大多选择了国外已淘汰的方向。改革开放前，很多科技人员埋头研究了十几年，后来发现全部落入外国专利的权项范围内。

04型程控交换机是我国第一台产业化的大型程控交换机，其设计人邬江兴（2003年被选为工程院院士）有过大型计算机分布式操作系统的研制经验，介入通信领域后，他把程控交换机的许多硬件模块变成软件模块，降低了成本，从而在外商垄断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情况下杀出一片天地。尽管他创办的巨龙公司被华为和中兴超越，但04机鼓励了中国企业敢于向外商挑战。

远见和洞察力是能否抓住机遇的关键之一

中国人多地少，迫切需要提高水稻亩产量，这一历史机遇被袁隆平抓住了。当时绝大多数农学家不相信水稻杂交有产量优势，唯独袁隆平凭他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水稻杂交有产量优势，并为此持续奋斗，最终成为“杂交水稻之父”。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项成就是五十年代末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完成的。第一获奖人是王淦昌先生，第二获奖人是2004年初去世的丁大钊院士。丁大钊在他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发现过程，特别强调了王淦昌先生的远见卓识。王淦昌认为他们利用的杜布纳的高能加速器是世界上能量最大的，而这种能量领先的情况只能维持几年，因而他充分利用了这一加速器世界领先的能量，提出了发现新粒子和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规律的正确课题，并要求和督促研究组成员开足马力工作。李政道先生后来评价说：“联合所的那台加速器上以王淦昌先生的发现为最重要的贡献。”

对王淦昌先生当时的这种紧迫感我深有体会。1984年底当华光II型激光照排系统在新华社印厂准备试生产时，我强烈感到华光II型无法大量推广，必须加快新一代系统的研制，新系统必须在1988年表现出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必须在1991年前先声夺人，大量占领中国市场，否则就会失掉市场的最佳机会。

机遇往往是一瞬而过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后来我发现有些原始创新的优秀成果就因为商品化过程太长而失去市场的应有份额，甚至被别人后来居上。

向胜利者学习，

也要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本文一开始就提到，沃森主张“向胜利者学习”，他还说“因为向胜利者学习才能越学越聪明，而向失败者学习只会越学越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是十分重要的。

开创小型机王国的DEC创始人奥尔森，开辟文字处理机时代的王安，曾被比尔﹒盖茨誉为“技术和市场结合的典范”，也是他学习的榜样。奥尔森和王安晚年犯严重错误，错过了PC机时代，这一教训也使比尔﹒盖茨引以为戒。他曾说过：“我决不会像奥尔森那样贪恋到67岁才退下来”，他还说过：“假如王安不犯错误，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比尔﹒盖茨了。”

在照排领域内，国外一些著名厂商的错误曾深深震撼过我。1976年发明激光照排机的英国Monotype公司后来错过了“字形轮廓描述”的潮流；1965年发明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的德国Hell公司，八十年代在转向激光照排时错过了“栅格图像处理器RIP硬件大大简化”的潮流；日本写研的第三代照排机八十年代曾占日本市场70％，但错过了“激光照排”和“PostScript开放系统”两大潮流。

高新技术领域风云变幻，新技术潮流不断涌现，每次新潮流都会使一批公司衰败，也会使一些企业成为黑马，后来居上。任何技术领先都是暂时的，比尔﹒盖茨的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很值得我们深思。一项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形成新兴产业是“九死一生”的过程；而要让产业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兴旺又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过程。只有始终充满危机感才能生存。

我能取得成就的原因和不足之处

我能够取得科研成就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青少年时代注意培养良好的品德，懂得要为别人考虑，要以身作则。先要做个好人，才能成就事业。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

2、扎实的数学基础。

3、30岁以前具备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具体实践，这在六十年代是不多见的。

4、长期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

5、六十年代初20多岁时，开始锻练英语听力（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国外文献，这对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和作出正确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6、对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有较好的洞察力，从而能够正确选题。

7、选定目标后能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同时适应飞速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不断求变，不断创新，不断更新换代，做到执着而不僵化。

8、自信而不自负，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尤其是提拔优秀的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条件，而不要不懂装懂地对他们横加干涉。

另外，我只是一个科学家，即使年轻20岁，也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和CEO，所以当不了企业领导人，更不可能成为企业领袖，因为我不懂经营，对财务一窍不通，也不擅长管理，我的基本素质与企业家差距甚远。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在最需要的是优秀的CEO、企业家和企业领袖，其次才是技术专家。 
 

摘自王选《我能取得成就的原因和不足之处》和《试谈科研成功的因素》两篇文章。前者写于2001年11月22日王选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前夕，后者刊登于2005年3月29日《科学时报》。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知识分子获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