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诸多科研项目陆续结题。一次闲谈中，一位朋友谈起下半年曾接到一个电话，来自熟人，对方表示“自己手里课题做不过来”，希望他提供帮助。

“他希望把课题整体打包给我完成，他提供一些关键指标和数据，但其他都由我来完成，这些当然不会体现在合同里，因为名义上我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我当时很忙，也就没答应。”

无独有偶，在其他场合，我又陆续听闻了几起类似的“学术外包”的操作。

在这些操作里，课题负责人更像是项目经理，课题立项之后，发包给不同人群，自己主要跟进进度和进行项目管理。

在科研流水线化的今天，这种分包模式渐趋成熟，甚至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课题申请立项，到具体实验方案形成，实验实施、数据分析、课题材料撰写，都有第三方提供服务，但具体操作存在巨大争议。

在和科学界人士的一些讨论中，大家对于部分工作的合作外包表示支持，比如比较常见的实验外包，“提高效率，节省经费。研究者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思考核心问题上。尤其一些技术可能不常用到，但为了解决当下问题，可以考虑选择把这部分工作外包出去，也减少购买昂贵设备的成本。”

然而，如开头所述的场景，当课题负责人几乎把所有环节的科学工作外包出去之后，是否是某种程度的学术不端？我们如何界定合理的分工外包和违规的学术外包？当课题负责人变成了项目经理之后，科学本身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存在和发展？

是科研工作者还是项目经理？

一些科学界人士谈到，一些学术外包的发起者是有晋升压力的科研人员。

一位在研究所工作的科研人员告诉我，“因为科研项目太重要了，在职称晋升、人才计划评选里都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举个例子，一位研究人员在一所'双非'高校工作，相比北京和上海的平台，他申请项目的难度很大，没有项目意味着缺少经费，缺少经费也意味着很难招募学生。而此时，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团队可能接课题接到手软，但自己可能没有时间完成，也许就会把项目拆分外包。如果这个团队里的一位成员就是上述研究人员的熟人，其中就存在可操作的空间。”

“按照规定，这类外单位合作应该签署合同，体现对方贡献。如果你们签署的合同只是提到对方承担部分辅助工作，而事实上，你把手里的课题全部打包给对方，从设计思路到撰写文章，全是人家在操作，课题负责人还是你，这个就是违规。”

为什么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外包？

这位研究人员解释，“以那位‘双非’高校的研究人员为例，他需要的是经费，当另一个大团队的熟人跟他说，这个项目交给你做的时候，出于经费考虑，他可能就会答应这样的外包形式，但这里就有可能进行违规操作。”

“在医学领域，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一位医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告诉我。

关于中国医生要不要写论文的讨论由来已久。现实中，在评价体系刺激下，出于晋升压力，中国医生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多。过去几年，也曾出现中国医生被大规模集中撤稿的案例，背后直指“论文工厂”，这些论文工厂帮忙写标书、炮制论文，但医生本身可能并没有参与科研活动。

“当然，也有人觉得论文工厂不靠谱。以一位希望晋升主任的副主任医师为例，他的标书通过了，有科研经费，也有方向。但他本人的科研做得并没有很好，也没有学生，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找到一位博士或者博士后，承诺每月给对方一定数额的工资，由对方完成其余的工作，过程中发生的耗材由他承包。”

“目前比较常见的是实验外包公司，医生自己设计好实验思路之后，把对应的实验外包给医学实验外包公司。但除此之外，课题的每个环节都可能被外包出去。比如在申请立项前，就有公司提供标书润色服务，甚至提供技术路线图；实验被外包，甚至有公司提供实验动物代养，帮忙造动物模型，染色、测序这些工作也有人替你完成；甚至你也可以找一些硕士生帮你做数据导出和分析数据，最后串成一篇文章。在这里面，课题负责人的角色更像是互联网企业的项目经理，需要进行项目管理，跟进项目进度。”

在互联网的诸多广告里，某种程度印证了上面的陈述，不只医学领域，在一些社科领域，也有公司表示，提供“半包”“全包”服务。选择后者的话，“只要提供想要的方向，接下来的课题研究材料全部不用你来写了”。

由来已久的“学术包工头”

类似操作并非新鲜事。

科技部和基金委对于违规分包、转包课题现象时有曝光。2024年1月，科技部监督司发布了《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其中再次重申，“申报项目应真实、准确、客观提供申报材料，不得使用相同或相似研究内容重复申报。实施项目应严格履行任务书或合同义务，不得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不得违规将研究任务转包、分包，不得以不相关研究成果充抵交差。”

《中国社会科学报》曾报道，多位学者指出，由各级政府指定科研行政单位立项的纵向课题，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主导的横向课题，已经成为决定学者题目来源和科研经费的生命线。在此种体制下，拥有行政资源和较高学术地位的教授申请项目往往如鱼得水，他们将手中的课题层层转包给资历尚浅的老师和研究生，自己则忙于应酬，以获取更多资源。

《半月谈》杂志也谈及过“学术包工头”，其中引用多位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陈述，“院长、校长、院士等身居‘高位’的人更容易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关系，‘拿项目’‘揽课题’，然后再转手出去。”甚至滋生了科研掮客。

一位工科的副研究员表示，项目分包有其存在理由，比如一些复杂程度高的大型科研课题，“除非合理梯度的研究团队，这个以院士团队最多见，下面有杰青、长江学者、教授、副教授、博士后、博士研究生，这样的配置可能吃得下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更多时候，大家会选择把课题分给其他人，比如单位中有实力的研究者，这样也有助于单位发展。”

“有时候，也可能迫于无奈，比如一些课题立项时间短，任务重，一个人很难完成，也可能外包出去。”

"这可能是其存在合理的部分，大家也希望把课题交给能接得住的人，可能一大部分这样外包的课题是符合成果认定的；也不排除有结果不好的可能，比如层层学术外包之后，发现最后产出的是个垃圾。对于一部分科研人来说，这种现状会伤害我们的信心，能做事的人很难申请到项目，而有的项目负责人虽然最终落实任务，但并没有相匹配的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的观点，“科研项目课题制由于其市场化运行和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工业化’投入产出方式，其突出作用主要体现在根据合同要求按时生产出‘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科研成果。这种市场化的奖赏机制、工业化的产品管理流程，不太利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而前述副研究员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对于一些课题，甲方可能要的只是成果，对于过程中是谁完成的，谁承担了哪些工作，都不重要。”

同时，相关讨论再次重申了当前科研经费分配不均的问题，行政级别、地域、经济发达程度、高校层次都影响科研经费的分配。“马太效应”加持下，大小学术带头人将科学研究变成争夺资源、分配资源的游戏。

是合规外包还是合同作弊？

而在国际学术不端的研究中，英国人托马斯·兰卡斯特（Thomas Lancaster）和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e)提出了一个概念：合同作弊(contract cheating)。他们在2006年的论文中阐述了关于学生系统地外包编码作业的发现。

诸多海外高校明确了这一定义和形式：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在未经老师确认或许可的情况下，请别人代为完成作业和其他学术工作，这些人可能是家庭成员、朋友，也可能是辅导公司、论文代写公司等。之所以被称为合同作弊，因为涉及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某种交换或合同，即使不涉及金钱，也可能被视作合同作弊。

研究者也对此进行研究探讨，比如一份2021年的研究显示，COVID-19大流行下，高校线上教育和评估的实施被认为滋生了大规模合同作弊。各国也在讨论相关立法和预防措施，2020年，第三方向澳大利亚学生提供学术工作被视作非法行为。

悉尼大学在其网站陈述了这一做法带来的恶性后果：“除了个人风险外，合同作弊行业还对公共健康和安全构成严重风险。我们原本相信专业人士是其领域内合格的专家。想象一下，如果您即将接受一位外科医生的心脏手术，而外科医生让其他人为他们完成有关人体解剖学的作业。合同作弊也可能会让人对毕业生的技能和知识产生怀疑，从而损害自己大学学位的价值。”

除了合同作弊（contract cheating）之外，代写（ghostwriting）也是过去数十年国际学术界抨击的学术不端的类型之一。这种行为是指研究人员将第三方撰写的整篇文章归功于自己，第三方是匿名的，可能是朋友或家人，也可能是行业内私营公司雇佣的人员。

该行为在生物医药领域非常盛行，一些大型制药公司资助代笔人准备手稿，将其转发给该领域知名科学家，科学家可能会修改，也可能不被允许修改文章，然后将稿件发送到知名期刊进行出版。这些代笔文章旨在展示药物的积极一面，很多时候，却忽视了药物的副作用。

2005年，发表在Nature的一篇调查显示，在对3000余位科学家过去三年里是否存在指定的学术不端行为时，10%的科学家有“不恰当署名”的行为。

代笔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学术不端，因为为了掩盖双方利益，参与各方可能需要保守秘密、伪造凭证、捏造真实作者。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原本需要依据研究成果做出决策，但由于代写可能删除了一些关键数据，基于此做出的决策在未来可能产生更大的信任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要搞清楚什么是合理的外包合作，什么是contract cheating”，长期关注科技政策的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说，“前者应该得到鼓励。学术研究日益交叉化，与大同行而不是小同行，甚至完全跨领域合作也在不断发生，比如生命科学与AI模型开发者的合作。另外，通过外包具体的技术性工作，让PI更多聚焦在科研中的核心思想和核心贡献，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

贾鹤鹏也提出，问题在于，contract cheating实际践行者都会在表面把科研包装成合理的分工合作，这一过程的治理就变得尤为复杂。

“学术生产首先是一个道德自律信条的生产，也就是学者自身不停探索合作做法的边界。如果学者自身成了cheater，并且不断探索怎么能cheating 成功，我个人觉得从管理视角是无解的，因为管理过度聚焦在这方面，也可能会导致正常学术外包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