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通知，要求各高校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工作目前，河南省、陕西省、河北省、福建省等多地教育部门，均已印发开展撤稿论文自查的相关通知。

有学者评论，这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全国性撤稿自查”。[1]

大多数机构要求全面检索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对过去3年来本单位、本人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科研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核实论文撤稿的原因，并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中国掀起论文自查风暴的背后，普遍被认为和去年来自中国的论文被大规模撤稿相关。

根据Nature的报道，在2023年共有超10000篇研究论文被撤稿，这一数目打破了年度纪录，创造了历年撤稿数量之最。相比2022年 ，2023年的撤稿数量多了一倍左右[2]。

其中，Wiley子公司Hindawi旗下期刊就撤稿了8000多篇。撤稿的主要是特刊文章，特刊正常期数之外，由客座编辑负责的论文集。Hindawi旗下的特刊早就因质量低下以及发布造假论文遭到批评，多家科研机构表示不会在Hindawi投稿。这次大规模撤稿后，Hindawi被Wiley的放弃，在2023年底，Wiley声明将完全停止使用Hindawi品牌。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撤稿中，中国的论文占比极高。美国恒祥咨询（Healsan Consulting）整理自知名学术撤稿追踪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数据发现，中国去年撤稿的论文占总撤稿的75%左右[3]。数据不可靠、同行评议造假、由论文工厂伪造和抄袭，是2023年中国学者SCI论文撤稿的四大主要原因。

由于2023撤稿的论文过多，撤稿观察团队还来不及完整更新数据库，因此现在的数据库中记录的还不是2023年撤稿的全貌，数量也没有达到10000篇。随着数据库完整，中国撤稿论文的总数和占比也会发生变化[4]。

另外，根据Hindawi官网的数据，在Nature的报道之后Hindawi仍在大量撤稿。根据Nature做的统计，2023年Hindawi撤稿达到9600余篇，其中有8200余篇都有中国作者参与。进入2024年，Hindawi的大量撤稿仍然没有结束，其中来自中国的论文仍有很高比例，撤稿的风暴还未停止[5]。

根据撤稿观察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球撤稿论文超过50000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撤稿占全球所有撤稿的46%左右，数量上是全球第一。从撤稿率上看。过去20年来，发表SCI论文超过 10 万篇的国家中沙特阿拉伯的撤稿率最高，每1万篇论文就有30篇撤稿，中国排在第四位。

此次Hindawi撤稿事件，使得2023年中国撤稿数量和在全球撤稿数量中的占比都远超平均水平。

早在2022年9月，就有“学术侦探”关注到了Hindawi期刊的学术不端问题，尤其是和中国、伊朗等国家的论文工厂的联系。在Hindawi检讨的白皮书中，也提到论文工厂对期刊的渗透，以及学术侦探们作出的贡献。可以说，这次Hindawi撤稿事件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论文工厂而起，来自中国的论文大量撤稿也不奇怪[6]。

Hindawi大量论文的投稿邮箱后缀来自中国的某几家大学，一些邮箱名还留着标号，很可能是论文工厂批量购买邮箱所致。一些中国和外国合作作者的论文，外国作者的名字完全是胡编乱造，比如来自法国的城市名或者印度的节日名。大量的论文题目和内容对不上，比如标题提到的是肺结节，论文里却在讲艾滋病，编造水平十分低劣[7]。

论文工厂造假一直是中国论文撤稿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撤稿观察数据库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22年6月，因论文工厂造假被撤稿的论文中，中国作者参与的论文占到绝大多数（96.8%）[8]。

由于现在的期刊撤稿主要是由一些热心打假的研究人员推动的，他们的精力有限，因此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还远远不是学术不端的全貌。撤稿观察数据库记录的数据，也未必能够完整体现撤稿中各类学术不端的变化趋势，但现在摆在明面上的问题已经足够严重。

需要注意的是，撤稿的文章不一定是当年发表的，存在一定的时滞。2023年世界和中国撤稿文章数量急剧增加，并不只是这一年的问题，而是过去的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导致了集中暴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期刊中心主任王景周表示“撤稿是对存量问题的一个清理，并不是说这两年问题才更严重。这个问题好像最近比较严重，但事实上它至少已经有10年左右的长时间的积累期了。”

王景周还认为，不是所有的文章被撤稿都一定出于学术不端，最关键的是关注其中第三方代写代投、造假等核心学术不端问题。

越来越猖獗的论文工厂

多位研究人员告诉《知识分子》，近年来论文工厂在国内越来越猖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的徐奇智表示，过去的学术会议上，就经常会遇到论文工厂的中介人员来发名片，现在这些中介更是“进化”到混入学术会议聚餐环节的餐桌上，装作和各位研究人员同属一个圈子，和大家互换微信。要到联系方式后，中介就会大量发广告。

“前几年还好，只是说他手上有什么期刊，大家可以找他代投。现在更离谱，直接把论文的题目都给出来了。比如现在有20个题目， 老师你只用把钱一付，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徐奇智说。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主任药师周小明提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一位医生曾经想要从中介那里购买论文，但交了定金之后反悔不买了。结果中介公司直接把催款的电话打到了医生的单位，表示“你们的人买了我们的论文，现在稿子已经投了，他的尾款还没交。”

徐奇智之前对中国因图像学术不端撤稿的论文作过分析，他发现中国图像学术不端从2013年开始大规模出现，而且两三年内迅速达到高峰，直到现在仍处在高峰期。而且图像学术不端撤稿数据的增长和论文工厂大规模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图像学术不端的一大问题是图片复制。徐奇智告诉《知识分子》，很多因为图片复制撤稿的论文，复制的都是同样的图像，尽管他们的作者之间都毫无联系，这暗示着背后很有可能存在有组织的造假。

“最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论文工厂。”徐奇智说。“个别作者有可能截别人的图片来用，但这么大范围的图片重复解释不通，不太可能这么多人都抄同样的图片来用。找他们买论文，他们可能就是一套图来回用，只是裁剪下或者调下亮度、对比度，局部涂改一下。”

《知识分子》曾在过去有关论文造假的报道中，介绍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识别论文工厂的研究。论文工厂出产的论文从最早的每年几篇，逐年增多，到2014年已到每年百篇以上，2018年后更是到了每年千篇以上。SCI论文中，医院是发表论文工厂的论文重灾区，占67.5%。并且全球医院发表的SCI 论文中，产自工厂论文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医院[9]。

王景周表示，根据他的追踪，论文代投代写的问题从2010年以来就比较严重，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论文工厂的造假买卖也在那时开始出现。2012年后，因为一些期刊的审稿平台上线，投稿信息注册信息可以回溯，这些学术不端由此被发现，引起了全球的重视。

国际上的大规模撤稿事件往往会引起国内的关注，但徐奇智认为，相比信息公开的国际期刊，中文期刊可能潜藏了更多问题，论文工厂和中介也有更多运作的空间。一些论文中介会声称中文期刊编辑有着联系，连论文题目也已经定好，只需要付钱就可以发论文。如果论文中介不是在诈骗，可能就是期刊编辑参与了灰色产业。

“如果真要查这些论文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撤稿的比例可能不见得会低于国外的期刊。”徐奇智说。

出版巨头和论文工厂的共生

论文工厂的迅速生长，只是全球论文造假的其中一环。

学术出版商只考虑盈利，不考虑质量和学术道德滥出期刊；以及研究人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发文需求。两者的一拍即合，才促成了论文工厂这个中介成为规模巨大的灰色产业。

出于盈利的需求，国际学术出版商旗下有大量几乎给钱就发，同行评议形同虚设的“掠夺性期刊”。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两位研究者曾经分析过Scopus数据库中各国在潜在的掠夺性期刊上发文的数量。从2011到2018年的数据可以看出，2011年以来，掠夺性期刊出版的论文数量显着增加[10]。

这次Hindawi撤稿的特刊文章，从性质上就很接近掠夺性期刊。

Hindawi作为出版商有大量出版论文赚取版面费的需求，而在固定的期数之外组织大量特刊，可以迅速增加出版论文的数量，这样做的代价就是牺牲了质量。王景周表示，Hindawi大量撤稿与特刊关系密切，特刊发文量大，出版过程和同行评议受到系统性操纵，质量把控和监管都跟不上。

掠夺性期刊主要针对的用户，就是来自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研究人员。2011-2018 年期间，在掠夺性期刊出版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其次是伊朗、马来西亚、美国、韩国、俄罗斯、埃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

这一方面和出版巨头受到的监管有关。徐奇智表示，学术出版巨头都是欧美公司，它们学术伦理方面会受到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ethics）的监管，通过和研究机构的合作，COPE可以对学术出版中的逐利行为进行约束。但出版欧美以外的论文，学术出版巨头可能会更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有需求才有市场。催生一些国家青年科学人员对于掠夺性期刊需求的，正是国家层面看重论文数量，把论文数量和大学职业晋升强行挂钩的政策。

例如，俄罗斯曾在2012年后，计划支持精选的 21 所大学，以期到 2020 年至少有 5 所大学进入国际大学排名前 100 名。这个计划实施后数年，仍然只有莫斯科大学一所学校维持在一些国际大学榜单排名的前100名，但是所有参与计划的大学在掠夺性期刊上的发文量都有明显增加[11]。

哈萨克斯坦政府要求必须要有Scopus索引期刊上的论文才能拿到学位，这让哈萨克斯坦在掠夺性期刊上的发文量大为增长。

南非政府对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进行补贴，马来西亚、印尼的“数论文”政策，同样推动了这些国家在掠夺性期刊上发文量的增长。

在中国，论文还和医生的职称挂钩，使得医院的论文造假层出不穷，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王景周曾对撤稿观察数据库的论文工厂论文类别进行过研究，他发现，截至2021年7月31日，含有Paper mill(论文工厂)标签的撤稿和关注论文共有526篇，均有中国作者和单位参与，主要来自医院，尤其是高校的附属医院[12]。

徐奇智解释，很多省份的卫健委都规定评职称需要论文，而且有很严格的计分的方式，不只是篇数的问题，还要考核影响因子。近年来只有广东等少数地区不再把论文作为评职称的必要条件。

“很多人斥责掠夺性期刊，但很多医生没有办法，必须要发论文才能评职称，所以甘心被掠夺。根本性的原因可能还是逼良为娼的制度。”徐奇智说，“医生天天做临床，为什么非要发论文才能评职称？没有那么多时间或者没有能力去发这些SCI的论文，逼着他去搞，他不就只能买吗？买不就催生了这些论文工厂吗？”

周小明也表示，很多医院的条件其实是不能够支持医生发论文的。比如一些基层的医院，受到人才和设备的限制，能提供研究条件的不多。当医生发不了论文的时候，就会尝试走捷径。

“单位连个实验室都没有，非得让他去做基础研究，这不是逼着他们违规吗？”周小明说。长此以往，对学术诚信的氛围破坏也很严重。“很多医生不认为买论文是个多大的事，他们认为花点钱买论文，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正常，这才要命。”

在学术出版巨头、论文工厂、研究人员三方的合力下，造假的产业链还在进一步扩张。比如Hindawi出版的特刊，就把生意拓展到了更下沉的市场，比如社区学院和社区医院。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不仅没有发表论文的能力，甚至对刊物的好坏也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

其实国内早就对发表在特刊的论文进行了约束，比如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在特刊上发表的论文不能用于高校教师、博士和工程师的职称评定。因此，本来Hindawi的特刊不应该如此“受欢迎”[13]。

但论文工厂会在这种时候发挥销售渠道的作用，他们会利用泄露的个人数据，联系到潜在的客户。并且向他们灌输特刊比期刊更好之类的话术，骗客户购买论文。另一方面，论文工厂也通过贿赂期刊编辑、在编辑中安插人员来确保论文100%接收，根据学术侦探们的调查，一些Hindawi特刊编辑在通过论文工厂的造假论文后，账户上多了一笔来自论文工厂的钱。[14]

从这点上来讲，出版巨头和论文工厂是共生或者甚至是合谋的关系。出版巨头大量扩张版面却几乎不加审核，甚至默许第三方中介为他们打开市场，双方共同赚钱。如果被曝光存在学术不端，出版巨头会选择弃车保帅，作出重视学术诚信的姿态，通过撤稿来保护自己的品牌，但期刊收取的版面费和论文工厂从中获得的利润依然不会受损。

治理难题

这几年国内针对学术不端在高校进行了多次自查活动，但只凭自查和事后处理，还不能够解决学术不端的问题。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杨立英研究员表示，现在在处理造假行为方面，基层的配合度并不高，因为一旦落实就会影响上级部门对基层的评价结果。很多国际出版商反映，在回复论文工厂质疑时，难以联系到中国科研人员与中国高校，邮件往往石沉大海，导致学术不端审查无法进行。

杨立英还表示，学术不端的产生与发展是循环链，涉及多方主体如科研人员、论文工厂、管理部门、出版界、第三方评估机构。发现一起治理一起比不治理强，但如果治理不能形成闭环，而且缺乏常态化、建制化的实效措施，即使有收效，但难以根治。

“国家的这种专项打击是很有意义的，可以通过某一个典型的事件，推进整个的制度或者治理上的变化这样一些变化。但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应该从整体入手，系统性地完善制度，如果说没有一些系统性变化，那专项治理就像一阵风，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王景周说。

“造假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王景周解释，现在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建设和治理手段没有跟上。

例如，第三方是学术造假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发达国家会受到严格的规制。但在中国往往是购买论文者受罚，制造论文者却没有受到制裁。尽管《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论文买卖、代写、代投服务，但惩罚和执行的力度都相对较弱。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副教授印波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曾表示，现在国内在法律法规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买卖论文的社会中介组织、网站和个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规定由主管单位处理。

结果是，受到惩罚的往往是造假论文的买方，而作为卖方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论文工厂却逍遥法外。在刑事上，国内没有直接针对论文代写、代投犯罪的法律条文。而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都有将代写论文列入刑法的尝试[15]。

“把论文工厂打掉，可能它就不存在了。但是你去打击科研人员的话，论文工厂的手段反而会越来越多样化。对科研人员，我们可以从国家制度上做一些改变。”王景周说。

破五唯开始改革开始之后，国内的制度已经出现了改变。周小明提到，现在一些医院改变了医生评价的标准，开始纳入更多维度的考核。但不同地区和单位改革力度的差别很大。在职称评审中，很多单位潜移默化中还在比较哪些医生发的高水平期刊多，分数高。

改革的步子不大，是因为有现实的困难。周小明解释，医生考评按理说是应该按业务量来评价，但业务量不容易考核。比如两个医生都看500个病人，就很难看出高低，还是要找其他的维度来评价。

2023年初，中央科技委成立。周小明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来推动科研人员评价标准的改革，比如研究型和临床型医生评价标准的区分，对学术不端进行事前的约束。

针对国外的出版集团，中国科学院2020年发布了国际期刊预警清单，之后每年更新一次，提醒科研人员慎重选择出版平台。

具体来说，通过评估论文发表数量、退稿率、文章处理费、自引率、撤稿率等，指出具有风险特征和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预警系统分为高、中三个级别。低，风险指数依次降低。自这份预警名单发布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有所下降[16]。

不过，周小明表示，中科院提供的国际期刊预警清单是一个指引，但是还不是一种官方的强制标准，只是行业内的行规。中国还没有对标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的国家级别的机构，各部门缺乏统一的行动，约束学术出版巨头。

“中国已经发展到论文出版数量、引用量，包括高质量论文数量，都在全世界排在第一第二了，其实该做一些工作，在国家层面和这些出版集团约法三章，让它们也尽到审核的责任。”周小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