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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受到钱岳老师的邀请，我给缪斯夫人写了《一周年系列 | 在国内当青椒是一种什么体验？》，谈了回国工作一年的感想。如今入职高校近8年，已经属于mid-career scholar（职业中期学者），所以可能已经无法以“青椒”自称。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对于学术工作的反思，以及对于这八年来自己社会角色转变的体悟。‍‍‍‍

撰文 | 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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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做学术的意义：是天职或只是一份工作？

在2015年博士论文完成前夕，我开始质疑社科学术论文写作的意义：绝大多数论文，既没有太多的理论创新，又实现不了使社会向善的宏愿，也没多少人引用，那么做学术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以及找一份教职？在博士答辩前夕，我把困惑告诉了负责博士论文答辩前培训的老师 ，老师表示：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先毕业再说。

我于2015年8月在微博上发的帖子也呼应了我当时的困惑：“Dunleavy（2003:230）称一般的期刊论文（the median journal article）发表之后五年的引用率是零，勿论五年之后了。很多人开始都有学术理想，觉得自己很牛逼，做的研究很有创新，但其实无人问津。不被需要的感觉一定很糟糕。所以需要不断在学术小团体里社交，自我推销。路途艰辛。”

毕业之后就回国入职了高校，为了达到合同工作量的要求，困惑被搁置了。在回国后的头两年，主要精力放在授课、为新的研究收集素材、恋爱和结婚，基本没有什么学术发表。从2019年开始，我才逐渐形成了同时有papers in progress、under review、R&R、accepted（正在撰写、送了外审、返修、和被接收的论文）这样的节奏。在论文发表的节奏进入良性循环之后，我对学术生产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02 学术异化与去魅化

从博士毕业以来，我看书看得少，平时以看论文为主。看论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写论文，为了满足合同规定的工作量。虽然做研究的过程大多数时候是愉悦的，但有时在计算自己还缺几篇论文才能完成考核时，在计算有几篇论文在under review时，我感知到了学术发表对自己的异化。正如项飚所言：“发表本身成为了研究的目的，而不是推进研究的工具……写作倒过来成了统治我们思想和工作方式的手段了。”

这种异化还表现在自我加压地长时间工作。每周如果有两天不工作，就会感到内疚，生活的目的似乎变成了工作。我经常会提醒自己，学术没这么重要，自己的工作也没这么重要，应该要get a life。

Google Scholar显示我的i-10 index从2019年至今是8，即有8篇论文从2019年至今被引超过10次。ChatGPT告诉我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能达到这个指标已经不错了。但和相同职业阶段的“学术明星”相比，我在学术成就上的差距很大，自认为还是属于较为平庸的学者。虽然用定量指标来衡量自己的学术成就和价值，相当于接受了被学术体制异化，但做学术除了自我满足之外，大多数学者还是希望能获得学界和社会认同，而获得学界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被引次数。

在不断反思和尽量避免自己被异化的同时，我也对学术发表和学术影响力有了更多去魅化的认识。学术发表过程中有很多politics。比如中文的CSSCI期刊中，20%的老师发表了80%的期刊论文，这在我关注的几个C刊当中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能在英文社科领域顶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更可能毕业于最顶尖的大学，更可能是在英美工作的白人。比如论文的被引率与学者的所在地、性别和博士毕业高校都有关。

有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在英文发表中遭受了“被引偏见”，在中国任教的老师的英文论文被引率总体较低，在化学这样中国学者有优势的领域仍是如此（Qiu, Steinwender, & Azoulay,2023）。社科领域的意识形态之争更明显，中国学者的被引劣势想必更严重。作为海归教师，我的中文学术发表很少，所以较难建立起与中文学术界的对话。不少中文读者都是通过我发表的英文论文的中文翻译版或者中文媒体文章认识我的。因此有时候感到自己的身份比较尴尬。能够想到的解决方式包括发表中文论文、出版中文书以及继续写媒体文章。由于疫情加生娃，很久没有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未来有机会在这方面也需要加强。

发表、被引方面的结构性限制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追求高被引或者追求英文顶刊的发表也是一种异化，因为这脱离了追求学术智趣本身，其目的更像是为了获得英美学术界的认可，而去迎合特定选题、写作模式和内容。当了解到有学者在身患绝症之后仍在孜孜不倦全身心地写论文，并且因为自己的论文被英文顶刊拒稿而大哭时，我再次感受到了学术对人的异化和毒害。这使我想到，有一位在英国拿到终身教职的中国朋友表示，她现在已经不再看重期刊的影响因子，考虑到编辑部在亚洲的不少期刊在英文学术界处于边缘化状态，她未来计划投稿base在亚洲的性别研究相关期刊，以示支持。如果有更多已有学术建树的学者这么做的话，或许可以逐渐改变地缘政治带来的学术生产不平等，改变主导的研究趣味与话语权。

03 做学术的意义之一：使社会向善

作为聚焦社会不平等的学者，希望社会向善是一个很自然的愿景。在我发表的论文中，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一篇是我于2015年发表的，探讨有关上海公租房政策的受众为什么在政策话语层面包括了农民工，但在实际上却以中产阶层为主。基于这篇论文以及后续在上海的调研，在2017年，我给上海市政府提交了政策建言，介绍农民工需要何种住房，建议公租房建设一批蓝领宿舍，优先提供给重点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一建言被上海市的领导批示，然后在2020年，上海市房管局开始试点公租房宿舍型房源的建设。当感知到自己的研究能缓解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在沪的住房困境，能够带来些许政策影响力，这使我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也部分解答了“做学术的意义在哪里？”这一经常萦绕心头的困惑。

04 角色转变：从自己发表到辅导学生发表论文

从2019年以来我平均每年发3–4篇论文，作为一个在博士阶段受定性研究训练和性别理论学习的学者而言，这样的发表速度已经超过我的预期。目前，我在论文发表和基金申请方面已经步入正轨，完成合同考核的工作量不成问题。但是，自从我2023年招收了博士生之后，自己的角色有了明显的转变：从聚焦自己发表到辅导学生发表论文，而这带来了新的压力。国内不少顶尖高校要求博士生在毕业前需要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再加上就业形势不佳，据说在博士毕业时有3篇1作、2篇2作才有希望入职不错的985高校。因此我现在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辅助博士生的论文写作、投稿和发表。前几年发表的论文主要和海内外的大学老师合作，而接下去预期会与学生合作发表论文为主。和学生一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写论文成为我的责任，这给我带来的压力比我自己发表论文的压力更大。

05 反工作(anti-work)伦理：工作、家庭与个人休闲的平衡

读博士时，我在休闲时间频繁看剧、看展览和旅行。对比而言，我感到自从入职以来，我的生活越来越乏味，有时在工作之外不知如何放松自己，或者说很少有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外的时间。从2015年我对电影剧本写作产生兴趣以来，断断续续地在写剧本，写剧本的过程比写论文愉悦很多，因为可以发挥想象力，不需要严谨的论证。但剧本写作需要大量集中的时间投入，对于有全职工作的我而言无法保证，因此虽然有导演朋友经常催促我写稿以及谈论剧情思路，但目前的剧本写作仍属于自娱自乐。尤其在生娃之后，需要不断权衡如何把时间分配到工作、家庭和个人休闲时间上。

我从第一次怀孕开始就体会到了家庭和个人休闲时间的冲突。2018年在三亚后海，报名冲浪课程的那一天发现自己怀孕了。2023年暑假，在普吉岛我不顾伴侣反对，准备趁着孩子和丈夫睡觉时独自去冲浪，虽然当时没有检测出怀孕，但还是意识到有这个可能性存在。下午独自走去海边的路上，肚子隐隐感觉不适，仿佛在提醒我不要去冲浪，于是我在海边收手了。然后从泰国回上海第二天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两次不去冲浪仿佛是隐喻，告诉我要放弃在个人爱好方面尝新与冒险的念头，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但其实……怀孕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冒险吗？自从生完孩子，养育给我带来的惊喜和困难都远远超过工作带来的。很多论文发表之后也就成了明日黄花，但和孩子的互动既是即时的，又是牵扯一生的，远比工作要长久和复杂。目前工作上的挑战较少，容易引发职业倦怠感。跳出学术，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的话，目前生活中最大的新鲜感和挑战来自与孩子的相处，以及第二次怀孕带来的未知。参与孩子成长带来的惊喜，日常和孩子的斗智斗勇给生命注入活力，既可以抵御单调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抵御学术对于生活的全方位侵蚀。

06 百岁人生，如何度过？

“柳叶刀”上2023年发表的论文（Projections of future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up to 2035：A modelling study）里面预测到，到2035年，北京、上海有81%的女性可以活到90岁，而我们“85后”人均预期寿命到一百岁也指日可待。《百岁人生》这本书也提到，目前的中青年人有很大概率可以活到一百岁。

假设30岁开始工作，65岁退休，90–100岁去世，那么目前工作的这8年，对于人生长时段而言还很短。未来将近30年的职业道路和休闲生活应该如何展开？如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甚至新的工作？退休生活应该如何安排？这些都是值得花时间考虑的事情。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培育新的兴趣爱好，培养有意义的、能令我们受到滋养的社会联结。

而最近几年我培育出的最受滋养同时也是最挑战的社会联结就是养娃了。生育扩宽了我生命的广度和深度；至于学术，既是志业，也是一份普通的工作。目前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能使社会向善，但也看见了学术的局限性以及身处其中的自己的局限性。未来八年，继续拥抱人生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https://mp.weixin.qq.com/s/4dZaHC5i6K0JgeLKEd0odw Bai, R., Liu, Y., Zhang, L., Dong, W., Bai, Z., & Zhou, M. (2023). Projections of future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up to 2035: a modelling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8(12), e915-e922.

Qiu, S., Steinwender, C., & Azoulay, P. (2022). Who Stands on the Shoulders of Chinese (Scientific) Giants? Evidence from Chemistry (No. w3077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nber.org/papers/w30772

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中信出版社，2018.

本文2024年4月25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MsMuses”,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