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次非连续连任美国总统——这与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内战后的第22届和第24届总统任期类似——突显了一个现实：尽管他的成功部分源于他愿意利用仇外心理、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跨性别恐惧症、民族主义以及对真相的漠视等为价值基点（xenophobia, sexism, racism, transphobia, nationalism, and disregard for truth），但他所传达的信息也引起了大部分美国民众的共鸣，他们对美国政府、社会和经济机构感到疏远，这其中也包括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人群。要赢回这个心怀不满的群体，就需要科学界的领袖们为所有美国人培育和促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科学环境，并阐明科学如何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取得成功。但它或需整个科学事业变革来应对科学实践者易受持续和未来攻击的行为方式。

毫无疑问，对科学的政治攻击主要来自那些为了政治利益而试图破坏真相的人，这种事态是导致人们对科学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科学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攻击。在特朗普前一任期内，科学家们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和有线电视新闻进行反击（我也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但一年前离开了Twitter，现在它叫X）。尽管这种充满活力且经常是对抗性的玩笑让许多科学家产生了一种凝聚力，并为捍卫科学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它最终也未能说服公众相信这些攻击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例如，近20%的美国人拒绝接种COVID-19疫苗。这种失败可以部分归因于社交媒体和有线电视新闻的作用。社交媒体的算法进化制造了分裂，有线电视新闻也是在冲突中膨胀地发展，这些平台巧妙或激情的言辞影响了公众对科学信任。正因为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不断受到媒体的侵蚀，即使有说服力的抵制，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其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

科学界发生学术不端事件时，如果期刊、联邦机构和大学在纠正科学记录方面行动迟缓时，也会对科学其本质产生质疑，由此而容易受到愤世嫉俗的攻击。尤其是当首席科学家把不端的问题归咎于他们的学生和博士后时，公众就会产生一种看法，即首席研究员更关心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或支持权力较小的同事。已有研究表明当科学家表达愿意依据新的数字证据改变自己的观点时，公众更有可能会信任他们，科学家也应该如此。这种开放性的态度有助于抵消科学家或受政治偏见的负面影响。但有的学术机构和许多私企投资机构在回答有关其研究中的问题时，采取回避，甚至为使机构免于承担责任而搪塞推辞。同样，由于机构试图保护自己不受政治争议的影响，为避挑战某些团体的利益，他们往往也不愿意公开支持正确的研究论文。

难怪公众正在对某些机构失去信任，尤其是大学和资助机构。他们用官僚主义解决问题。他们躲在法律的借口和精心制作的声明后面，很少言辞。他们不会让其领导人在记者面前公开露面，因为他们害怕说错话。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回避真相。他们优先考虑自己的声誉和预算，而不是权力较小的选民利益。

人们有时会说，当谈到对科学信任丧失时，并非不担忧，因为这种丧失与对机构的整体信任丧失相关。事实是：与大多数其他部门相比，人们对科学家的总体信任度仍然很高，其下降幅度与其对军方和宗教领袖的信任度相似。但为什么要满足于此呢？如果科学界不再像不透明的官僚机构那样行事，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可能会远远超过他们所期待的信任度。这意味着要更加坦率和平易近人，表明科学家确实会在新数据出现时更新想法，并将人民和公众利益置于权贵的金钱和地位之上。

攻击还会继续，在未来4年可能还会加速。尽管这将是痛苦的，但科学界应该以一种让这些打击不那么成功的方式做出回应。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u4331

中文译稿首发于《生物设计与制造》，Bio-Design and Manufacturing（中文名《生物设计与制造》），简称BDM，是浙江大学主办的专业英文双月刊，主编杨华勇院士、崔占峰院士。本文译者张月红系BDM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