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时昕

编辑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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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科睿唯安官宣，Elife因新的出版模式将不再被赋予影响因子。这场新的出版模式与旧有的评估体系的冲突，引发了对于学术出版体系该往哪里走的思考。

长久以来，学术出版承载着双重使命——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与建立作者个人的科学信誉，然而这两者的目标有时并不一致。诚然，这两大目标都能激励学者们投身于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之中，但迫切的追求科学信誉也会引发问题。商业出版机构巧妙地把握住了出版在知识传播与学术认可中的枢纽地位，从而在学术界中攫取了丰厚的利润。然而，如果彻底地放弃这一切，一个新的科研评估体系又将建立在什么之上？

近期，PNAS发表的一篇长文《学术出版中的激励错位及其对期刊改革的启示》（The misalignment of incentives i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 reform）中，作者汇集了多方观点，探讨了这条学术出版和评价体系的革新之路。

文中提到：学术期刊的初衷在于传播科研成果，然而对于今天的众多研究者而言，这一目标已经与服务于学术声望的经济体系（即在知名刊物发表文章、引用次数、影响因子及所属机构）紧密交织。问题在于，出版的目标——记录新知识与建立科学信誉——往往相互矛盾。前者得益于积累大量整合性成果并详尽、严谨的阐释理论，而后者则激励科学家们以最大化其评价指标的方式进行发表。例如，追求指标最大化可能导致科学家们优先考虑新颖性，并夸大研究成果以期在 知名刊物上发表，而这也可能阻碍知识的传播，因为研究者可能因担心无法在顶级期刊发表而隐瞒无效结果。

除此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商业出版公司利用出版在知识传播与学术认可中的核心地位，在此过程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有观点认为，商业出版组织的盈利目标可能导致对审稿人无偿服务的剥削，增加科学家传播其研究成果的成本，并使得学术界和图书馆为开放获取支付高昂费用。许多学会，无论是由非营利出版机构运营还是依赖商业出版公司，也将其期刊视为支持年度会议、旅行补助和奖励作者等活动的重要收入来源。

然而，自来如此，就是对的吗？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吗？

在下文中，我们将基于上述论文内容，探讨学术出版中激励机制的复杂问题，以及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替代出版模式。

学术出版的历史与大学的发展以及学术的专业化进程紧密相连。在19世纪之前，学术机构寥寥无几，大多数学者都是富裕的个人，他们要么能够自费进行研究，要么在主业之外从事科学研究。从17世纪末开始，这些学者开始创建科学学会（例如1660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以促进学术研究。许多这样的学会资助了学术期刊的出版（例如皇家学会自1665年开始出版的“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但并非以盈利为目的。

在此期间，商业出版公司也相继成立。这些实体倾向于出版简短的研究报告和科学新闻，而非详细的原研究文章。1900年之前，很少有商业出版商能够实现盈利，学术出版物很少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抵消其开支，包括纸张、油墨和排版等材料的成本。一些出版商为了提升销量，甚至夸大某些研究中更为耸人听闻的方面（例如遥远土著居民的性习俗）。

19世纪见证了学术机构的增长和新大学的建立，从而催生了一个专业的学术社区。除了教学，教授们还被期望积极参与研究，这通常是通过参与科学学会及其期刊来实现的。1830年，巴贝奇（Babbage）提出，学术成就应通过学术著作的作者身份来评估。到19世纪末，研究成果和学术职位就通常依赖于已发表的期刊文章列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数量大幅增长，科研环境和出版实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北美和欧洲各国政府都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扩张，学术人员的大规模招聘随之而来。于是，评估应聘者学术贡献的需求也在增加。学术职业晋升被大学规范化，其中“研究声望”成为聘用和晋升的主要标准。

商业出版公司充分利用了二战后大学得大规模扩张，荷兰公司Elsevier和英国公司Pergamon Press采取了多种盈利策略。首先，他们将商业出版的重点从科学新闻和简短报告转向了原始研究文章。作为这一转变的一部分，他们还在新兴科学学科中创建了许多新的研究期刊，针对那些没有自己期刊的年轻学会。1950年，全球大约有10,000种期刊。到198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62,000种，到2019年达到80,000种。其次，他们不再主要向个人销售，而是针对那些可以为每份订阅支付更多费用的机构。第三，他们通过以英语出版并针对全球机构，利用了国际市场。Elsevier和Pergamon Press采取的方法在盈利方面非常成功，以至于其他商业出版公司以及非盈利的出版机构（例如科学学会和大学出版社）也纷纷效仿。

商业出版商意识到，为了从出版科学新闻和简短报告过渡到原始研究论文，他们的期刊需要被视为高质量研究的正规发表渠道，这便涉及到如何对来稿进行评审。

在18和19世纪，科学学会通常会招募合格的会员自愿审阅论文，然后再进行发表。同样，商业出版商也招募学者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审稿人。由于这传统上是一个自愿工作，商业出版商认为没有必要为这项工作提供报酬。于是，现代的同行评审过程就此诞生。

如今，通过同行评审系统传播的研究在大多数机构评估中具有重要分量。在许多领域，商业出版商主导了学术出版，从而控制了“学术声望经济”（academic prestige economy）。2015年，估计社会科学领域70%的文章和自然科学领域50%的文章由四大商业公司之一（Springer Nature、Elsevier、Wiley和Taylor & Francis）出版。

随着学术期刊数量的不断增长，人们开始采用了各种指标（如引用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来帮助区分彼此。随着21世纪初数字出版的兴起，使得指标变得更容易收集和分析，因而成为学术声望经济的关键元素。与同行评审一样，这些指标也与出版公司的利润驱动目标紧密相连。

a.为出版商和学会创收

应该承认，出版商受利益驱动运作期刊时对于依赖他们出版期刊的科学学会可能是有利的，即使这些学会有时只能获得其期刊收入的一小部分。

不过，先前试图改革出版业务的努力（如开放获取）并未能阻止科学期刊的进一步商业化。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的确可以免费访问开放获取期刊，但他们发表自己工作的成本却更高了。另外，掠夺性期刊几乎会为利润发表任何东西。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论文工厂”，它们大规模地伪造和出售论文，试图以假乱真。

b.作为传播科学发现的载体

期刊在传播学术成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当前的过程也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期刊作为把关者，必须先对来稿进行同行评审，所以它们只接受少数文章发表。一些人认为，这种选择性对科学有利，因为它仅关注最好的研究报道。然而，也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已发表工作的严谨性，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科学家要么完全致力于知名期刊的发表——在每次被拒后尝试下一个知名期刊——要么根本不撰写稿件，将那些可能不太符合期刊接受标准（这些标准通常包括新颖、明确的结果）的研究数据束之高阁。

此外，传统的订阅模式限制了人们对付费墙后论文的访问。虽然这种出版模式通常对作者免费，但对于希望访问期刊的实体来说，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订阅费用，从而造成了访问上的不平等。而在开放获取出版的情况下，期刊收取的高额文章处理费（APCs）又为希望传播其工作的研究人员设置了障碍。这些费用可能会给个别研究人员带来沉重负担，特别是那些来自资金不足的机构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由于财务限制而无法访问或发表研究，阻碍了关键科学知识和创新的共享。

最近，商业出版公司试图通过一些变革性协议来解决付费墙和高额APCs的问题。根据这些协议，出版商内容的很大一部分或全部内容将无需付费墙即可向读者开放访问。此外，许多这些协议还涵盖了作者在其机构中以开放获取模式发表作品的费用，即作者本人无需支付额外的APCs。然而，变革性协议要求机构为这些交易分配大量的资金。与这些协议相关的成本可能会对机构预算造成压力，特别是对于较小或资金不足的机构。

c.为研究者分配学术信誉

早期学者的学术声望与成为某个精英学会（如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密切相关。随着专业科学家数量的增加，这一荣誉被稀释，需要新的方式来分配声望。

如今，影响学者终身职称和晋升的主要因素是出版物、引用次数和科研经费。这些因素相互依存，因为获得经费的可能性受到个人出版记录的影响，而出版能力又在一定程度取决于研究能否获得资助。这两个因素都给研究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这导致了学术界“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文化以及出版偏见：研究人员面临着持续产出和发表学术工作的重大期望，同时还需要通过选择性报告数据来提高他们在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

尽管追踪出版物数量易于实施，但仅依赖出版物数量会忽视论文质量的重要性，并可能使科学家不愿追求更深层次和更具风险的研究目标。我们需要激励研究人员解决更重要的问题并发表更具影响力的论文。遗憾的是，如果缺乏具体指标，评估科研工作质量就变得很困难，需要耗费时间且通常需要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学术机构倾向于依赖具体指标（如引用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学术质量。

无论是从研究人员还是参与者的角度来看，生产更多论文的激励可能会对来自结构性弱势背景的人产生更大的影响。来自代表性不足和弱势背景的研究人员不太可能拥有参与大量合著的关系网。如果“重要”的是影响因子，而影响因子又是谁认识谁（并因此引用）的函数，那么代表性不足和弱势背景的研究人员就不太可能被其他学者引用——即使他们的工作更具创新性。因此，许多人认为学术界的“不发表就出局”的文化对大家都不利，尤其对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更为不利。

1.学术机构/协会创建由自己控制的顶级期刊，并邀请现有营利期刊的编辑团队转向新的非营利期刊。

2.科学学院和学会呼吁科学界加入这场争取独立的斗争，即号召大家仅为非营利期刊投稿、审稿和担任编辑，共同努力重获控制权并节省资金。

3.由于大多数学院缺乏在线或印刷出版技术工作的资源和人员，学院可以公开招标，邀请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技术公司（包括营利出版商在内的有经验的公司均可申请）。

而在这些由上到下的激烈变革发生之前，一些静悄悄的改变正在进行。在某些领域，例如机器学习，预印本和学会会议论文集等替代出版模式已经被视为比正规期刊出版更具声望。这是因为某些有影响力且被高度引用的文章可能仅存在于预印本服务器上。此外，基准驱动研究的性质，例如在机器学习领域，通常不需要事先的同行评审。在这种情况下，预印本服务器可以加速基准驱动研究中的“快速科学”进程。

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预印本通常被视为比传统期刊文章更具风险的研究绩效指标。然而，一篇论文的真正价值只能通过阅读和评估来确定，无论它是作为预印本出现还是在一个有声望的期刊中。因此，对预印本的认可度正在上升。在评估质量和可信度时，预印本的下载量或引用次数等指标是可以被使用的。虽然这些指标并不能完全代表该预印本论文的质量，但它们可能也不比传统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指标更不可靠。

对于预印本文章，许多研究人员的主要担忧是文章未经同行评议。此外，与挑选出来更针对相关领域的期刊不同，包罗万象的预印本数据库浏览起来也有很多困难。独立非营利出版商eLife期刊采用的新出版模式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自2012年以来，eLife一直是一份备受尊敬的生物医学科学期刊。在其第一个十年中，它采用了标准的同行评审期刊模式。从2022/2023年开始，eLife转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其中：

1）仅对预印本服务器上发布的文章进行评审，

2）同行评审不再作为接受/拒稿的依据，

3）发表文章的数量不再受到人为限制。在这种模式下，是否在eLife上“托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发表）文章的决定由编辑（他们是活跃在科研一线的研究人员）在同行评审之前做出，并且评审意见作为评论与论文一起呈现。

虽然eLife的方式是出版模式上的一个重大变革，但并不具有破坏性。实际上，期刊仍然会进行筛选，只是现在编辑的任务是决定哪些文章适合托管。对已经公开的手稿进行筛选，可以摆脱非黑即白的接受/拒稿决策，并使出版过程重新聚焦于其最初的目标——传播和帮助读者理解科学作品。当然，eLife改变出版流程的时间尚短，其实际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Life并不是唯一承担预印本评审责任的组织。Peer Community In (PCI)是一个社区驱动的服务，提供免费且独立于期刊的预印本评审。预印本评审是为了在评审者和预印本作者共同改进论文后，得到“推荐”，由推荐者（类似于传统期刊的编辑）认可文章发表。

PCI推荐的预印本可以被引用并作为经同行评审的论文使用，从而绕过了传统期刊的发表模式。同时，这些论文也可以在“PCI友好”的期刊中发表。

对PCI的一个担忧是它可能缺乏科学学会所能提供的声望，而让学会承担评审/认可预印本的角色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学会可以借鉴eLife的方法，成立类似于期刊编辑委员会的“认可委员会”来承担这一责任。通过该委员会，文章可以受到认可并将评审意见随文章一同发表。这为科学学会重新掌控出版提供了一种机制。为了促进这一过程，预印本服务器（如ArXiv和PsyArXiv）可以修改其平台，允许学会直接在预印本页面提供其认可和上传评论。

除此外，还有模块化出版和微出版物。前者是一种将一篇大论文分解成小模块的替代出版方法，后者则是描述单个结果或声明的小文章，没有“更广泛的叙述”。许多期刊，如F1000、eLife和PLOS Biology，都发布微出版物。模块化和微出版物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写作和传播研究的方式。例如，Research Equals是由德国柏林的Liberate Science运营的模块化出版平台，而Octopus是一个英国的模块化出版平台。

Research Equals没有固定的模块数量。根据研究类型，研究人员可能会发布六个模块，也可能会发布十五个模块。Octopus提供了一个更结构化的八模块过程，包括一个审查模块。Octopus还设计允许将模块“串联”成一个连贯的叙述，可以提交给期刊进行传统出版。

期刊改革的一个重大障碍是潜在的出版资金模式变化。在替代出版模式下，谁应该支付研究出版和传播的费用？例如，预印本服务器和PCI提供免费服务，而eLife的出版费用为2000美元。对于一些依赖传统期刊盈利的科学学会，转向新出版模式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付费出版模式（如eLife的模式）可能是最明显的选择，但这种模式要求科学家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可能导致成功出版更多依赖财务状况而非质量。

解决学会资金问题的另一个方案是，从期刊收入模式转向直接由会员、资助机构和学术机构资助的模式。例如，NSF为美国的科学学会和其他组织提供会议资助。这个项目可以扩大，从而减少学会对期刊收入的依赖。学术机构也可以直接支持科学学会，目前它们通过给出版商支付高额订阅费间接支持学会期刊。

从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改变研究工作流程和相关实践的回报往往不明确，对于已经在传统学术系统中获得回报和收益的研究人员更是如此。

学科规范和标准在出版改革的成败中也起着作用。例如，在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学科中，像微出版物这样的模式不太可能立足，因为这些学科的实证研究价值严重依赖于研究的背景和叙述的丰富性。将研究结果去背景化会完全破坏研究的有效性和质量。相比之下，在新冠疫情期间，微出版物在流行病学等领域非常受欢迎，因为这些领域的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才是焦点，且出版周期短至关重要。

而从学术界来看，这种出版模式的转变的第一个挑战则来自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激励结构（如科研经费发放机制，科研人员的晋升机制）。在文中，作者提到，在过往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为核心的评估体系中，出现了不健康的“不发表就出局”的科研文化。甚至，研究人员为了晋升或是拿到终身教职而撰写一定数量第一作者文章的压力成了论文工厂崛起的主要原因。然而，新的模式中，我们仍需警惕，因为“对激励结构的任何改变都可能产生意想不道德结果”。

对于这套新的科学评估模式，作者提到了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放弃“在所有招聘和晋升决定中使用影响因子”的例子；提到了适当鼓励发表重复性研究，（从而解决学术界的可重复性危机）；提到了以公众影响力作为评估标准，以质而非量作为评估标准等等。

总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学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着由激励机制缺陷引发的诸多挑战。学术声望经济的兴起导致了诸如发表偏见乃至严重的学术欺诈等问题。因此，当前的学术出版激励机制往往与学术出版的核心目标——知识创造与传播——相背离。我们倡导将出版的目的，包括学术传播、作者学术评估以及为出版商和科学学会提供资源支持，重新对齐，从而使出版体系更好的服务于研究人员和科学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