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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8日《知识分子》刊登的《美国的“基础科学堡垒”是怎样沦陷的？》（以下简称《基础堡垒》）一文中，作者梳理了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成立的初衷及其资助范围扩展的历史脉络，旨在论证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观点，即美国并不真的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堡垒》提及，这一观点是作者早在2021年11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以下简称《基础强大》）一文中提出的。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但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本文的关注点，是上述文章里相关史实的描述。具体而言，在上述文章里均介绍了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945年提交美国总统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以下简称《前沿》）这一著名报告，以及由此引发的NSF的成立过程。这些都是关乎美国战后科技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的重大事件，是研究美国基础科学研究政策不容忽略的历史背景。

然而，《基础堡垒》和《基础强大》对这段历史的评述，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的描述，有一些地方与我历年来阅读文献所得来的印象并不完全相符。笔者深感有义务把自己所知道的相关史实写下来，力求厘清史实，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
 

有关《前沿》报告以及NSF的建立，在科技政策学界的传统叙事是这样的：1944年11月，眼看二战胜利已成定局，美国总统罗斯福书面要求时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OSRD）主任的布什就战后美国科学发展以及政府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提出建议。数月后的1945年7月，布什正式提交了他的书面建议，即《前沿》报告。该报告于当月由美国政府印刷局公开出版。彼时，因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发脑溢血去世，美国总统已由杜鲁门接任。

《前沿》认为，基础研究对于国家战略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国不能仅仅依赖于从国外输入知识，而应将大力支持本国的基础研究作为一项国策，即政府应当重视并大力资助基础研究。而且，资助的方式，应该延续二战期间OSRD的运作方式（OSRD成功领导了战时雷达和原子弹等关键国防技术的开发），通过合同方式资助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由科学家来决定研究课题。《前沿》提出，美国应建立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后改为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即NSF），作为代表国家集中支持基础研究的独立联邦机构。在报告中，布什还设计了NSF的组织机构。

NSF提案在国会的立法过程并不顺利，期间还有1947年提案在国会通过但被杜鲁门总统否决的经历。直到5年后的1950年5月10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美国81次国会通过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ct of 1950），NSF作为美国行政分支的一个独立机构得以正式成立。立法过程的延宕源于意见对立的双方对于NSF管理机制的不同看法，这反映了利益集团（科学家，总统，政党等等）之间的角力。1950年成立的NSF是妥协的产物，已经与布什设想的蓝图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布什设想的由NSF支持国防和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功能，已经分别由军方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承担。

尽管如此，NSF的成立仍然被视为美国科技政策的一个新纪元。《前沿》提出的关于政府与科学之相互关系的观点，成为二战后美国的一项共识，并影响着随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关于研究与发展（R&D）的各项政策。《前沿》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科技政策文献之一，在科技政策研究者心中具有圣经般的地位。

自1945年《前沿》发表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80周年。在这80年里，学界对《前沿》所展现的思想有过多次的反思，也出版了相关的著作。比如，布什在《前沿》中提出的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线性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模型，不能概括日益复杂的技术创新过程。然而，这些反思并没有动摇《前沿》作为美国科技体制发展史上重要基础文献的地位。

《基础堡垒》和《基础强大》基本遵循了上述叙事。不同的是，作者给这些叙事增加了不少的细节内容。在讲述历史事件时，辅以有趣的历史掌故，会给人以一切成竹在胸、对史料手到拈来、驾轻就熟的感觉。这是作者学力的体现，也有助于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可信度。

上述文章和作者的其它相关文章，就体现了这种基本叙事和历史细节相结合的写作风格。比如，作者告诉读者，布什提交《前沿》报告后，杜鲁门总统对报告提出的建议毫无兴趣，丢在角落弃之不理；NSF提案在美国国会亦遭冷遇，奋斗了五年，最后利用了特殊程序才在1950年得以投票通过；NSF成立第一年的所获得经费拨款只有“面包屑”一般的区区15万美元，说明美国并非真的重视基础研究；《前沿》在1945年只是一份内部印刷的报告，到了1960年才得以公开出版。在《基础强大》一文中，作者还有个惊人的主张，即《前沿》在1960年公开出版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行使的战略欺诈。

站在读者的角度，这些“大内秘史”式的历史插曲和石破天惊的看法，的确让人产生阅读快感。事实上，它们的确起到了“抓眼球“的效果。

然而，用有趣的方式述说历史，必需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学术观点的提出，更需要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运用合理的逻辑推理。遗憾的是，《基础堡垒》和《基础强大》所渲染的上述历史细节，以及在这些历史细节基础上所提出的观点，在史实和逻辑推理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接下来，笔者不揣浅陋，将就上面提到的这些历史细节，逐一梳理相关历史。

作者在文章里说，杜鲁门一点也不重视《前沿》这个报告。比如，在《基础强大》里，作者写道： “新任总统杜鲁门对布什鼓吹的这一套没什么兴趣，成立基金会的事在国会投了五年票都通不过，最后利用了特殊程序才在1950年通过了。”  这里，一般读者会从行文里读到如下话里话外的意思：《前沿》报告提交后，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冷遇，成立基金会的主张在国会立法过程中也得不到议员们的支持。在这种冷遇下，布什（或者他的支持者）运用了机巧，走了特殊程序才使得法案在国会得以通过。

然而，这段历史的相关的文献资料显示，《前沿》报告提出的成立NSF的建议，除了媒体热议之外，在国会和总统的行政分支，都引发过热烈的讨论，而不是“冷遇”。

在报告公开印刷出版之前，布什有一个15分钟跟杜鲁门见面的机会。在那次见面中，杜鲁门告诉布什，他“喜欢”那个报告，会批准其向公众公开。这里的“喜欢”打了引号，是因为这可能是杜鲁门的客套话。根据《布什传》（G. Pascal Zachary. Endless Frontier: Vannevar Bush, Engineer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Free Press, 1997.  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里的描述，其实杜鲁门读了报告后，并不支持布什的所有主张。

然而，“不支持”恐怕不能跟”没有兴趣”划等号。事实上，杜鲁门总统对于《前沿》报告中提出的战后美国政府应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的观点并没有异议。他所反对的，是《前沿》中关于NSF管理层产生程序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由总统任命一个由非全职人员组成的科学理事会，并由这个理事会决定NSF主任的人选。杜鲁门认为，与其它联邦政府部门领导一样，NSF的主任应该由总统任命并向总统负责。

尽管有这个分歧，杜鲁门仍一直热心推动NSF的建立。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报告了他的战后施政纲领，包括了被称为“公平施政”（Fair Deal）的21项措施。其中，第12项标题为“研究”（Research）。在这个标题下，杜鲁门敦促国会尽快完成建立一个联邦研究机构的立法，这个研究机构负责推动包括与国防与国家安全、人民健康、基础研究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与《前沿》报告的设想非常吻合。如果杜鲁门对建立科学基金会不感兴趣，他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花比较大的篇幅来讲建立基金会的问题？

但杜鲁门毕竟与布什在未来基金会主任的产生程序上存在分歧。1946年10月，杜鲁门打算另起炉灶，委托他的科学顾问，即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John Roy Steelman组织研究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的相关问题。Steelman不辱使命，写出了著名的《科学与公共政策》（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上下两卷报告，并于1947年8月提交给杜鲁门总统（该报告也旋即获得杜鲁门批准而公开印刷出版）。在报告中，Steelman建议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并建议由总统任命基金会主任。杜鲁门很高兴地就Steelman报告于当月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该报告证实了我此前的看法，即国家的福祉需要联邦政府通过国会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来支持大学和非营利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该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应按照健全的管理原则设立，并应具备所有公共机构应有的公认民主监督机制。”

在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这位总统又一次强调：“为了充分利用自然界日益增长的各种潜能，我们必须不断充实和提升知识。政府有责任确保我国在科学进步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国会应当完成关于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立法工作。”

1950年5月10日，杜鲁门在国会通过的美国科学基金会法案上签字，使之成为法律。在当日的声明中，杜鲁门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设立，是美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成立标志着行政部门、国会以及主要民间人士经过五年努力的成果。1945年我就任总统仅三个月后，即收到由布什博士及其同事撰写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该报告建议设立一个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以促进新科学知识的创造和科学人才的培养。” 这里，杜鲁门并没有提到他青睐的Steelman报告，而是把这个荣誉给了布什报告，毕竟布什报告先于Steelman报告问世。

杜鲁门总统敦促国会尽快完成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公开言论还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这里列举的这些，足以推翻所谓杜鲁门对布什的主张毫无兴趣的说法。杜鲁门跟布什之间的分歧，不能证明他毫无兴趣。

前文引用《基础强大》里所谓“成立基金会的事在国会投了五年票都通不过，最后利用了特殊程序才在1950年通过了”的叙事，是否属实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美国国会有历次提案和相关投票的完整记录。NSF的立法过程确实经历了五个年头，但并不是因为国会议员对建立NSF不够热心从而难以取得多数支持。事实上，在1950年NSF通过参众两院投票并由杜鲁门签字成为法律之前，有关建立NSF的提案已经在参议院投票通过了4次，在众议院投票通过了1次。众议院通过的那次，是在1947年，当时这个提案也通过了参议院。如果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通过的那个提案上签字，那么NSF的成立会提前三年。遗憾的是，那个提案规定的NSF主任的选任方法更接近布什在《前沿》里的建议，与杜鲁门总统的主张相左。不出意料地，杜鲁门否决了那个提案。

杜鲁门就否决提案发表的声明中说：“我怀着深深的遗憾采取这一行动。在多次场合，我曾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与福祉，我们必须直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并采取措施增加受过训练的科研人员。我曾真诚希望国会能够通过一项法案，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以促进和协调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开展的各项活动。然而，提案的内容背离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规范，所以，我不能赞同。” 这里，杜鲁门再次表明他希望国会立法通过的成立NSF 的愿望。

尽管被总统否决了，由于国会议员的热心，在1947年后的三年里，不断有建立NSF相关的提案被议员提出，以保持这个话题的热度。1950年批准的最终NSF法案，是布什及其支持者做出了相关的妥协后的结果。根据最终法案的版本，NSF将由总统任命一个24人组成的科学理事会，总统还将征求这个理事会的意见，任命一位理事会主任。

NSF法案的立法过程完全是依照美国国会流程的相关规则进行的，并没有用到什么 “特殊程序”。非要说这个过程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可能与所谓的“21日规则”有关。根据这个规定，众议院提案提交规则委员会后，如果在21天内规则委员会不作为，则可以要求提案可以进入众议院大会讨论表决。这个规则短暂地在1949-1951年的81届国会实施，并由82届国会废止。

1949年初，参议院提出成立NSF的S.247提案，并快速地于3月前投票通过，该法案被送到众议院。众议院于1949年5月底也提出了类似的法案（H.R. 4846），但法案在规则委员会被技术性地挡下了。几个月后，在忍无可忍的多名众议院议员动议下，众议院利用“21日规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规则委员会把法案交由众议院全体表决。不过，后来众议院并没有就他们自己的版本进行表决，而是决定搁置它，改为就S.247进行表决。在对S.247做了少量修改后，众议院于1950年3月以247票：125票表决通过了参议院版本。这个投票结果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作者笔下所描述的“勉强通过”。在当年的4-5月间，参众两院就修改部分进行磋商，并很快达成一致。5月10日，该法案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

NSF立法过程表明，有关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提案并非在国会投了5年都通不过，至少在1947年通过了两院投票；而就算众议院在相关提案上用到了“21日规则”，在当时也是合理合法，而不是什么动用了“特殊程序”。

《基础堡垒》一文提到NSF成立后第一年的获得的经费只有15万美元，因此得出结论，美国根本就不重视这个新成立的机构。

事实上，NSF第一个财年（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年是从当年的7月1日到次年的6月30日）的年报里，的确有这个机构只花费了15万美元的记载。这个报告还记载了，第一个财年国会批给NSF的经费实际上是22.5万，NSF只花了15万而已。

作者认为，这区区15万美元太少了，体现不出美国支持基础研究的态度。事实上，这份年报写得清清楚楚，这15万美元没有用来支持任何研究项目，而是都花在NSF成立之初的筹备事务上了。经过长时间的物色，到了1950年底，杜鲁门总统才完成对24位研究理事会成员的任命；1951年4月，杜鲁门才任命了第一任NSF主任Alan T. Waterman。

NSF在1952财政年度获得拨款350万美元，虽然不多，但已经是第一年15万美元的20多倍。也是从这一年，NSF开始支持基础研究项目，当年用101万美元支持了近100个项目，规模不算大，但总算是正式启动了。

需要指出的是，NSF开始运行正值朝鲜战争爆发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优先考虑，仍然是与战争有关的部门。NSF自然不在优先考虑行列。同时期与国防有关的部门，比如美国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获得的研究与发展（包括基础研究）活动的预算，都远远超过了NSF的预算规模。比如，在1952财年，国防部与原子能委员会两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规模加起来就达到了6千2百多万美元。

关于NSF获得经费是多是少，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别标准。但是，用NSF第一年的筹备费用来嘲笑美国对基础研究支持不力，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基础强大》一文提到，布什所著《前沿》在1945年系内部印刷，到了1960年才公开出版。而且，美国在1960年公开出版此书，是“是冷战中一次有意识的战略欺骗”， “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战略欺骗效果”。

确实，在1945年7月《前沿》由GPO（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印刷出版之前，可以将其看作内部印刷。事实上，杜鲁门总统最初读到的也是内部印刷版本（当然不会是手写的），布什还曾把他的稿子分发给其它相关人士，征求反馈意见。如前文所述，《布什传》记载了在1944年6月14号，布什跟杜鲁门总统有一个15分钟的见面。这是《前沿》由GPO出版前的一个月。就在那次会面期间，杜鲁门告诉布什，他已经读过这个报告，并将批准将报告向公众印发（原文为release to the public）。有了杜鲁门的批准，这个报告才会由GPO印刷出版，公开发行。

1945年《前沿》扉页上的确印着“Printing Office“的字样。但是，把GPO理解为“文印局”，暗示这家机构的职能就是为政府打印文件，这是望文生义了。事实上，GPO是由美国国会于1860年成立的承担政府文件、重要报告的印刷、出版与发行机构。GPO于2014年更名为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连名称里都带了”出版“的字样。注意：名字的改变不是因为GPO在21世纪才转变为出版机构，而是因为GPO已经有大量出版服务是经由电子媒体，不仅仅是印刷（Printing）了。

根据美国1813年建立的联邦储备图书馆项目（FDLP-Federal Depository Library Program），GPO向1000多家成员图书馆发送政府出版物，免费供公众阅读。《前沿》一书就是GPO 出版物的一种，向公众公开。

《前沿》一书在1945年为公开出版物的另一个证据来自 1945年8月GPO出版的《美国政府出版物月度目录》（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Monthly Catalog），在这份目录中有如下条目：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Vannevar Bush, July 1945. … ix, 184 p., ill. Paper, 30¢. Item 954. L.C. card 45-36413.”

这条著录明确显示了《前沿》一书的书名，作者，出版时间，页码，国会图书馆卡片编号，还有本书的定价为30美分。当年公众是可以向GPO购买政府出版物的。如果《前沿》在1945年只是一份内部印刷品，那么就不会登上GPO出版目录，并标价销售了。

这里再加一条佐证，进一步证明美国政府1960年才作为战略欺诈的手段公开出版《前沿》一书的说法不能成立。1945年7月27日的《科学》（Science）杂志就刊登了布什署名的《前沿》一书的摘要，总共占据了两页半的版面。众所周知，Science杂志是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期刊，甚至在二战期间该杂志仍然继续向海外发行。这意味着，早在1945年，《前沿》一书的主要内容已经公开。事实上，自1945年到1960年期间，在美国包括Science之内的期刊杂志上发表与《前沿》一书相关的学术论文和政论文章并不少见，尤其是1945年到1950年期间关于成立NSF的讨论与争论充斥了美国的平面媒体。

那么，到了1960年，美国政府才将《前沿》作为战略欺诈的工具推向世界还有意义吗？

至此，笔者已经把自己对相关史实的梳理一一呈现。在文章结束之前，笔者希望利用一点篇幅，就是否有必要纠缠这些历史细节说几句感想。

学者在论述其学术观点时，常常会利用一些历史细节的渲染来给文章“增色”。在很多情况下，一些琐碎的细节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并不能用来作为推翻作者的主要学术结论的依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纠缠细节问题还有意义吗？

笔者的回答是：当然有。因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严肃的学者应该秉持的信念。

丰富的细节是作者自身学力的体现，也是支持自己观点的有力证据，更是增加作品可读性的可靠保障。但如果讲述细节不实，则不仅会误导读者，也会降低作品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认为，报刊和网络媒体毕竟算不上学术刊物，为了吸引读者，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做一些艺术加工，让叙事更生动，更有趣，不是更好吗？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不过，增加色彩应该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不能超越基本的史实。超过了这个度，就变成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