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知识分子 > 范岱年访谈录:科学哲学家群星闪耀时

范岱年访谈录:科学哲学家群星闪耀时

 
● ● ●
 
问: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答:范岱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退休研究员)
 
引言
 
范岱年先生是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翻译家。1926年生于浙江上虞,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主编等职。他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虽长年身处逆境,他仍笔耕不辍,成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引入者、开创者和守门人,并对全国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岱年教授不仅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创立了“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还于七八十年代从西方引入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成为了科学哲学在中国的老一辈领军人物。在本访谈中,他介绍了他和库恩、费耶阿本德、科恩等西方科学哲学家接触,引入科学哲学的过程。他还介绍了自己与洪谦、江天骥、邱仁宗、张华夏、龚育之、许良英、戈革、董光璧等中国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的交往,为中国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的学科史研究留下了重要资料。
 
西方科学哲学家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范先生,您不但见证了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还是科学哲学这个学科进入中国的主要引介人之一。请谈谈您跟西方主要的科学哲学家的接触。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我见到的第一个主要的西方科学哲学家是费耶阿本德。那是1979年的事,杜维明陪我去的,我们和费耶阿本德一起吃了顿饭。当时文革刚结束,我对“四人帮”批相对论等很反感。我跟费耶阿本德讲了“四人帮”批相对论的事,结果他反问相对论为什么不可以批?
 
熊:呵呵,话不投机啊。他有没有在论著中引述过您跟他讲的事例?他觉得科学太强势了,应该被批判,包括被政治所批判、所干涉。他还曾为李森科辩护。
 
范: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当时还有一个左派杂志叫做《科学为人民》,很左的。那个杂志我还拿了几份。另外,我在哈佛听过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日本历史学家的一次讲演,他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应该完全重写。伯克利是很自由化的地方,有很多离经叛道的、颠覆性的观点,而哈佛很正统,所以像库恩这样的人,回不了哈佛哲学系。席文要回哈佛也回不去——他可能是人缘不好,得罪了一些人。
 
熊:听说席文的博士生很难毕业?
 
范:可能是,他这个人怪怪的。在美国很多人开车,他不开车,坐地铁上班,他可能眼睛有毛病。他很用功,有一次到中国来,到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资料。我觉得他资料掌握得很多,但他对中国人的一些基本精神,比如中国的儒家传统,并没有掌握。
 
熊:文字资料跟实际情况通常有差距,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我们所看到的报告,跟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范:在美国时,我每天都翻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那上面有时候没有中国的消息,有时候有一两条消息,都是关于中国的坏事,中国正面的事它们从来不报道。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来自报纸和电视,所以,那些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的了解是很片面的。
 
熊:报纸本来就是找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来报道,而有新闻价值的通常是坏事情。
 
范:我的那些外甥女一到中国来,就觉得与她们想象的不一样。她们以前把中国看得很落后,到北京后,一看大楼,比华盛顿的还高呢。
 
熊:在美国时,您有没有跟库恩接触呢?
 
范:有。1990年夏天,科恩在普罗维登斯租了一套房子避暑,让我也坐船过去,到那儿住一个礼拜。库恩的父亲很有钱,在那儿买了一所房子,库恩有三个兄弟姐妹,轮流去住。我们去的时候,库恩夫妇正好也在那儿,我们还一起吃过晚饭。我跟科恩接触比较多。纪树立、金吾伦跟库恩接触较多。
 
熊:金吾伦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译后记里讲到库恩去看他。
 
范:他跟库恩交往比较多,我跟科恩关系很密切。1990年库恩的那次生日会我也参加了,庆祝他生日。
 
熊:您对库恩的印象如何?
 
范:他这个人很腼腆。1990年,纪树立组织我们几个在波士顿的中国学者搞学术讨论,大家轮流讲,我讲梁启超,纪树立讲什么我记不得了。有一次请库恩讲,库恩很紧张,为了准备这个讲演,他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好。他不愿意一个人来讲,还让科恩陪他。讲完以后,他还要紧张一个礼拜。其实我们也就是随便讲讲,而他很当一回事。他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受到很多批评,大概因此变得很紧张。
 
熊:在西方,比如说在美国,他的学术地位到底究竟如何?
 
范: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么,后来想回母校,但哈佛没有要他——哈佛的哲学系没有让他回去,他也没有到哈佛科学史系去。他就改到MIT做教授。在哈佛的主要是那些搞分析哲学的人,譬如蒯因,他是美国文理学院的院士。当然,库恩也有他的地位,他在美国科学哲学学会、科学史学会都当过主席。但是,也有一批人排斥他。我在波士顿大学听课,有一个叫希孟尼(Shimony)的教授,是学物理出身的,也搞科学哲学,他上课就批判库恩。好多人都批评库恩,但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因为他提出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很多物理学家觉得物理学发展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不厚,很多搞分析哲学的人就扣字眼跟他较真:你说不可通约,可科学还是有继承性什么的。
 
科恩对我影响很深。他在国际科学哲学界很有威望。《科学家传记》中“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条目是请他写的,他引了很多文献,写得很好,这表明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他希望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间驾起桥梁,胸襟是很开阔的。1988年我去美国是他邀请的。波士顿大学有一个科学哲学论坛,每礼拜一次,请一个人讲,然后吃一顿饭。吃饭是自己掏钱。科恩对我们中国的访问学者很客气,不让我交钱,仍让我经常参加。回国之后,我一直和他交往,好几次我们中国的科学哲学会议我都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总结也请他来做。
 
进入21世纪后,我经常住美国——主要待在纽约,有时候到波士顿去看看科恩。有一次科恩送了我两本他们新出的关于尼采的文集,并说“你要看哦”。我就拿回来看。为了介绍这本书,2002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尼采的文章。[1]这篇书评出来后,许良英说:“尼采是个反动哲学家,你怎么搞他,没意思。”他后来也批评李慎之。李慎之听说BBC评选出的千年十大思想家里面有马克思和尼采,便也比较推崇尼采。许良英就写信给李慎之,说:“你怎么把尼采看那么高,罗素批评过他。”许良英还是老眼光,因为希特勒推崇尼采,就说尼采的哲学是法西斯哲学。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也都很欣赏尼采,在俄国,列宁、托洛茨基也很看重尼采。
 
科恩晚年想把他所有的藏书(2万余册)全部捐给中国。他跟我们商量,我们说还是捐给清华吧。后来清华图书馆派了两个人到他那里,把书编了目再运回来。他也有个条件,他的书很系统,他不希望将其打散。他捐的书包括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维也纳科学哲学丛书等,还有很多期刊、好多画册。这些书要买的话,花几百万美元都买不下来。2007年,我发表了一篇专门文章介绍他[2]。
 
 
熊:尼采的作品不少,不同的人能读到不同的东西。一方面,他确实是很深刻的,另一方面,他的学说为法西斯所用也确有其事。
 
范:现在对尼采研究很多。我读了尼采的文集后,觉得他有一个思想还是很好的,就是不要迷信科学,虽然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要迷信它。科学经常运用还原论(简化论),而尼采说什么原子、电子,都是谎言,把自然数学化后,它跟真实有距离。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不要唯科学主义。他是批科学主义的。那个时候吴国盛等人批科学主义,龚育之、何祚庥捍卫科学主义。我后来就介绍了尼采的观点,说唯科学主义是应该批的。
 
 
在纽约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个叫巴比希(B.Babich)的女哲学家,她在纽约福德姆大学工作,学校离我们家很近。那本关于尼采的文集是她编的。她丈夫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的侄子。斯特朗到过延安,跟毛主席也有来往,她的墓在八宝山,我还拍了张照给她侄子。巴比希后来又编了一本关于诠释学科学哲学的文集。希伦是她的老师,在华盛顿大学当副校长,后来我与他联系,他把他的书都送给我。200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希伦的科学哲学。我先是研究库恩的历史学派,然后研究波普尔,然后又回来研究洪谦和逻辑经验论,再研究尼采,介绍希伦时我又搞了搞诠释学、现象学的科学哲学。
 
熊:希伦在中国的影响小点。
 
范:大概是我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希伦的,也没有多大影响,现在有几个硕士生、博士生在研究他,但是他的书也没有翻译出来。
 
熊:重要的是得到教科书编撰者的注意,有教科书介绍其思想。我之所以知道库恩,是因为看了江天骥的《科学哲学导论》里的介绍,然后再根据这个线索再去找库恩的原文来读。我对教科书介绍过的那几位科学哲学家,像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印象很深,别的人了解的就少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想法,还要好的想法被编进教科书里。
 
范:你说的这几个人是科学哲学的标志性的人物。而希伦和罗伯特·科恩这些人没有进入教科书,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熊:您接触过波普尔、拉卡托斯没有呢?
 
范:我没有见过波普尔本人,查汝强有一次到伦敦去见过他。大概见过波普尔的中国同行就是查汝强了。哦,洪谦可能也见过他。但我在希腊开会的时候见过波普尔的学生沃特金斯和穆斯格雷夫。
 
熊:那您见过索罗斯本人没有?
 
范:见过,因为那次在武汉召开的波普尔会议。在北京饭店见的,因为股市突然出了问题,他后来没有去武汉。
 
熊:那您有没有机会见到拉卡托斯呢?
 
范:拉卡托斯死得早。那次我到希腊开会时,拉卡托斯已经死了。他很聪明。
 
熊:是啊,在那四个人里面,我觉得他的理论最精致。
 
范:他好像是从匈牙利去的,波普尔跟库恩争论时他很活跃,但是不久后他就去世了。
 
洪谦
 
熊: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家是不是洪谦?
 
范:王星拱比他还早[3]。但洪谦是最早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的。1991年回国后,我常去看洪谦,跟他交往比较多。科学哲学的发展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很大的影响。洪谦是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的学生,石里克被刺杀后,他回到中国,宣传介绍维也纳哲学。那时候他很活跃,还跟冯友兰辩论。他写的文章后来变成一本小册子——《维也纳学派哲学》。
 
1949年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被说成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洪谦本来是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他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的主任,但不能再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也基本不能带学生了,所以他就编了几套哲学史的文献,古希腊、古罗马、法国、德国的哲学。对逻辑经验论他也有介绍,但那是作为批判材料介绍的。他一直很受压,许良英对他也不尊重,1956年搞自然辩证法十二年规划时,根本就没有提到维也纳学派,这是那个规划的一个大缺点。当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自然科学,还说要总结,其实并没有总结什么。
 
改革开放以后,洪谦是哲学所的学术委员,我也是学术委员。那时候我正好翻译了贝尔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这本书。这本书很有趣,把二十世纪前六十几年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成就列了一个表,总共六十二项。中国就一项,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与政府”。苏联有两项,列宁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还有苏联的计划经济。维也纳学派哲学是一项。有一次,我在哲学所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这些情况,说维也纳学派哲学是二十世纪重大哲学社会科学成就之一。洪谦很高兴,过来和我握手。后来我们在《通讯》上介绍马赫等,洪谦也很高兴。我们对洪谦一直很尊重。
 
在美国时候我跟洪谦通信,洪谦在一封信中说,回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劝我不要回来。后来我还是回来了。回来了我经常到他家去,他就把他的全部稿件,发表和没有发表的英文、德文原稿都给我。
 
 
 
1992年洪谦去世。我跟梁存秀、胡文耕很快就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很长的一篇有关他的评传。这时他的学生高宣扬在香港编辑出版了洪谦的一个文集[4],不全,后来我跟梁存秀就把他的博士论文请人翻译了,编辑出版了一个更完整的文集[5]。我们编的这本文集,除了洪谦早年那本《维也纳学派哲学》[6],其余的都收集了。那本书商务印书馆已经出单印本了,所以我就把那本除外,其它的文章都有了。后来北大又要出一个《洪谦选集》[7],他的学生韩林合把我这本书拿去,再加上维也纳学派哲学,另外又加了一两篇文章,出了这本选集,其实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和梁存秀以前做的。
 
熊:洪谦是国内对哲学很有研究,研究非常深的人,一辈子的作品也就这么一点文章。
 
范:他到晚年还想再写几篇文章。1991年香港的周柏乔写了一篇文章[8],是对洪谦的评价。洪谦看了非常高兴,说:“我还有很多文章要写。”结果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
 
熊:德国海德格尔等人一辈子出了多少书啊?而洪谦……
 
范:洪谦1945年出了一本《维也纳学派哲学》,解放后他就基本不写文章了。在我们给他出的那本文集中,有一篇他解放后的文章没有收录——1955年他批判卡尔纳普的文章,迫于政治压力,违心地给卡尔纳普扣了一些政治帽子。后来他跟我讲,这篇文章不要收。所以我们就没有收。有一本西方哲学史,汪子嵩等在解放初编的,编者中本来是有洪潜(即洪谦)的名字的,1972年再版时[9],去掉了洪潜。
 
熊:为什么把他的名字去掉?
 
范:可能也是后来洪谦不愿意加进去。这里对逻辑经验论是怎么讲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洪谦肯定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1957年鸣放的时候洪谦写了一篇文章“不要害怕唯心主义”,这篇文章我也没有收。本来是要收的,洪谦的夫人反对。当时洪谦已经去世了,洪师母说这篇文章不要收,她怕出事。后来韩林合编的时候,他就把这篇文章编了进去。1957年,哲学界有四个人受批判,金岳霖、洪谦、贺麟,还有一个人可能是郑昕。他们虽然没被划成右派,但也都挨了批,后来洪谦就吓得一个字都不敢写了。
 
熊:“批而不划”?是不是他夫人看了这篇文章心有余悸,过了几十年还害怕,所以就不主张收了?
 
范:洪谦在改革开放以后变得很活跃。他一到英国、奥地利就可以讲话了,心情非常舒畅,在国内他觉得很压抑。
 
熊:思想改造对冯友兰、金岳霖影响很大,使他们的思想有实质性的改变。洪谦有没有这种情况?
 
范:洪谦的思想变得少,不像冯友兰、金岳霖。最近我读了戴晴写的张东荪传,里面有一个场景:思想改造的时候,金岳霖去看望冯友兰,说冯的问题很严重。冯说我问题严重。然后二人抱头痛哭[10]。金岳霖他们对毛泽东很佩服,佩服他真是把天下打下来了。当时他们还觉得历史唯物论不错。
 
熊:他们觉得毛很伟大,毛让他们改造,他们觉得自己跟毛不一样,就真的改了?
 
范:张东荪好像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所以1949年政协开会,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另外是在政治上,他是希望跟美国建立关系,他反对“一面倒”。后来,他们全家因为那一张反对票而遭受沉重打击。1973年,张东荪去世。临死之前,他说,“我还是对的”。戴晴那本书没明说,他是讲自己哪里对了。是不要“一面倒”,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对了,还是没有投毛泽东的票对了?张是有点独立思想的。
 
洪谦是张东荪晚年在朗润园住时一直“敢”跟他来往的少数人之一,不时过来“一起谈谈哲学”。反右以后,他就是不吭声,文章也不写了,专门搞资料,编逻辑经验论文集,作为“批判材料”。他也不说话,只是翻译出来放在那里。改革开放以后他就开始写文章了。
 
熊:您觉得他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可以跟石里克等维也纳学派里面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吗?
 
范:有些人还不承认他是维也纳学派正式成员呢。当时他还是个学生,跟那些著名哲学家当然没法比。他的博士论文是《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他说这篇文章还给海森伯看过。我读过这篇文章,没能看出作者有很高的水平。洪谦的作用在这里:他回国以后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接着他写文章,而且还跟冯友兰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回来就写了一本《维也纳学派哲学》,风头很盛的。当时国际上出了两本谈维也纳学派的书,一本是英国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长期被国际上作为逻辑经验论的基本教材;另一本就是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它于1945年出版,到解放以后就不让印了(直到1989年才重新出版),其影响有限。你想想,1945年到1949年,有几个人看哲学呢?
 
熊:您觉得他这个人看问题敏锐、深刻吗?
 
范:他本来是一个左派,他在抗战胜利后去英国访问,还跟共产党员王炳南等很熟,他在英国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知道了让他回来。那个时候他是亲共的,解放后王炳南还曾经想让他到外交部去呢。但是他不愿意当官。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确实觉得国民党腐败,同情共产党。解放后他想搞逻辑经验论,可逻辑经验论被称作是反动的,那个时候他心里是很压抑的。所以说思想改造时,在知识分子中他应该是偏左的。他以前可能比金岳霖,冯友兰更左一点。
 
熊:到七八十年代呢?
 
范:英国搞一个中英暑期哲学学院,请他当名誉院长。此学院每年在中国请几位英国有名的哲学家来上一个月课,用英文讲,用英文教材,讲完以后让同学用英文写心得,成绩最好的到英国去访问几个月。我当时很鼓励我的学生去,等于是留一次学,完全用英国的方式上课讨论,成绩好还可以出去一趟。后来澳大利亚也参加了,美国也参加,现在变成中英澳美暑期学院。
 
英国人搞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想用英国的分析哲学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英国人的代表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就是要用英国人的经验论的、分析的、理性的精神来影响中国人。
 
洪谦晚年重访欧洲,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对逻辑经验论作了反思。他觉得逻辑经验论哲学不具备完整的体系,它只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没有伦理学和美学。康德哲学包含三部分:纯粹理性批判是认识论,实践理性批判是讲伦理学,判断力批判是讲美学,一共三个方面。逻辑经验论只有认识论,所以这个哲学是不完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认识论,但是它有历史唯物论,有价值观——共产主义。所以,洪谦晚年有这个想法,他觉得分析哲学是不够的。
 
熊:我觉得分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消灭了传统的哲学。传统哲学关注的很多问题它都不关心了。它提出取消形而上学。
 
范:它强调认识的真假,不考虑实践、善恶这些问题。后来的逻辑经验论者也有搞伦理学的,不过这个学派的主要精力不放在伦理上面。洪谦还有一个体会,他说中国没有分析哲学的土壤。
 
熊:是啊。分析哲学是十分较真的。
 
范:而中国人会说,你何必那么较真呢?
 
熊:传统中国没有真理的观念,是非观也不十分强。
 
范:不像分析哲学,一个一个概念死抠。
 
熊:所以许良英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异类。他是非常较真的人,一真到底。
 
范:他喜欢跟人辩论。他跟王若水也要辩,跟李慎之也要辩,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人道主义,他就说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人道主义。谢韬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许良英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1991年回来,1992年碰到洪谦去世。1992年开了一次科学哲学的国际会议,主题是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科恩的“忆洪谦”,另一篇是我在那个会议上关于洪谦生平的发言。
 
熊:您觉得洪谦很值得纪念吗?
 
范:英国、奥地利对他都很重视,不管怎么样他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那时候英中暑期哲学学院请他当名誉校长。
 
熊:您说的国际会议是指中国召开的科学哲学会议?
 
范:是国际科学哲学大会资助的,在我们中国召开。邱仁宗早就在筹备,后来我们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内容。
 
熊:正值洪谦学术盛年时,就不让做研究,所以他的哲学贡献也就很有限了。
 
范:后来1994年还专门开过一次纪念洪谦的会议,主题是“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这是奥地利资助的,同时也是纪念洪谦的会。这两个会都是国际性的会议,都用英文作为会议语言,都把科恩请来当学术委员会主任,最后会议总结什么的都是让科恩来做的。为什么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任?虽然邱仁宗英文也好,但毕竟不是母语。第一次会议出了论文集——《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第二次会议文集好像没有出来。我写了一篇洪谦与钮拉特的文章,后来在《学人》第七辑(1995)中发表了。
 
江天骥、邱仁宗和张华夏
 
熊:您跟江天骥教授熟悉吗?
 
范:很熟悉,科学哲学的元老是洪谦,而江天骥也是在美国拿了科学哲学的硕士学位回来的[11]。回来以后,他一直在武汉大学教科学哲学。
 
熊:难怪武大的哲学系强呢。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看到过江天骥的名字。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曾在抗战中从军。他是不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去留学美国的?
 
范:很可能是。他在解放前归国。1949年后,洪谦主要做翻译,基本上不教科学哲学了,而江天骥一直在教,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头一个科学哲学博士点就设在他那里。那时候国内做科学哲学的人不多,所以他的博士生答辩都让我去。他头一批博士生的答辩会就是我去主持的。另外,我们还在一起参加了好几个会。
 
熊:我读过他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范:那本书还是不错的,清晰、简洁,没有什么废话。1987年,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资助武汉大学召开一次纪念波普尔的会议,让牛顿·斯密斯(Newton Smith)和江天骥两个人来筹办,那次我去了,后来出了论文集Popper in China(《波普尔在中国》)。而且索罗斯有个长期计划,这类会议两年一次,第一次讨论波普尔,第二次讨论库恩,而且想把库恩本人也请来。结果1989年,要举行第二次会议前,国内出事了。
 
熊:索罗斯来参加第一次会议了吗?
 
范:索罗斯来了,都到北京了,结果收到一个电报,说股市出了问题,又临时走了,最后没能到武汉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序言是索罗斯写的,头一篇论文是我写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一位意大利资深记者到中国来访问,他向接待方人民日报社提出,想跟我聊聊。因为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建设开放社会,不再搞以前那种乌托邦工程,而是搞波普尔所说的渐进工程,摸着石头过河,进步蛮大。与此同时,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像中国这么大的、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要建设一个开放、民主的现代社会,恐怕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现在看来,“封建”这个词用得不太对,应该改用“专制”。因为,中国自周朝结束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而是集权的郡县制了。
 
熊:汉朝、晋朝曾经分封过诸侯,有一些封建的味道,但那只是个临时的、短期的制度。
 
范: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专制传统。总的说来,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中国的王朝很不一样。在欧洲,教会力量很大,贵族势力很强,均能制衡国王。而中国,帝王权力很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还能封神、封佛。回到江天骥来,他确实是个学者,好像还不是党员,而武大也一直很尊重他,所以,他在那里安安稳稳培养了不少科学哲学的学生。
 
熊:您跟他有私交吗?
 
范:没有多少私交,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我和邱仁宗经常参加他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我去得更多一点。而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组织的科学哲学会议。
 
熊:你们这几位是中国科学哲学的元老。江天骥年龄更大一点?
 
范:嗯。另外,江天骥是科班出身,在国外受过正规的科学哲学训练,而我和邱仁宗都是半途出家,我先学物理,邱先学外文,后来搞自然辩证法,再从自然辩证法改行搞科学哲学。还有个夏基松,搞科学哲学也比较早。他的硕士生兰征后来到武大跟江天骥念博士。夏基松先在南京大学,后来又到浙江大学,但不太活跃,作品不多,也很少参加我们的科学哲学会议。相比而言,张华夏就活跃多了。他是我们的积极分子,每会必到,而且每次都愿意跟人争论。他是我的好朋友。
 
 
熊:也是最早一批做科学哲学的?
 
范:张华夏是解放后毕业的。毕业后,他一直在高校从事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退休后的20年,他继续对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2015年,写出了《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这部高水平的科学哲学著作,很令我敬佩。邱仁宗可能是地下党员,后来在协和医科大学做马列教研室政治教员,他原来是外文系的,后来研究医学哲学。文革前为《研究通讯》写过好几篇关于医学哲学的文章。文革时,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结束后,我当自然辩证法室副主任时,就把他拉到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自然辩证法界,他是比较有成就的。他在协和,又和卫生部一些领导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对国内医学方面的伦理问题很熟悉。做研究,一要有理论上的创见,一要掌握材料。邱仁宗掌握了材料,思维能力也强,外文也不错,所以,他和国际上交流很多,他在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方面的成果,很得国际同行的认可。
 
熊:他掌握了一些独到的材料?
 
范:中国卫生界的事情他都知道。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国际交流部最早由查汝强负责,查汝强死后,改由邱仁宗负责。邱仁宗虽然年岁已高,现在仍很忙,每年都要出国多次。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
 
熊:老的自然辩证法界跟科学哲学科班出身的人关系如何?
 
范:科班出身科学哲学学者没有几个人,就是洪谦、江天骥。至于他们的学生,因为我也搞科学哲学,所以他们论文答辩我都去了。兰征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哲学博士,毕业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后被派到英国去做访问学者。接着,他通过我到波士顿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再后来,他就做生意去了。其实他要是回国,还是有学术前途的。卢风也是江天骥的博士生,大概是1991年毕业的,那时江先生在美国,他们就由张教授代带,他们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我主持的。
 
熊:黄顺基呢?
 
范:黄顺基是许良英的学生。抗战期间,许良英曾到桂林中学去教书,黄顺基是他那时的学生。他一直在搞自然辩证法,没有转。
 
熊:刘大椿呢?
 
范:刘大椿是黄顺基的学生。因为刘大椿是人大哲学系主任,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很多人都看重他。《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委会请他当副主任委员,《通讯》有好几位编辑是他的学生。山西大学成立科学技术哲学中心,也请他去兼职。
 
应当说,在全国的高校里面,原本是武大的科学哲学专业水平最高。江先生去世后,其地位有所下降,但还是相当强的。代表人物中,桂起权原来也是搞自然辨证法的,后来转到科学哲学。他很踏实,一直在那搞。现在当领导的是朱志方,他是江先生的博士生。武大的训练,分析哲学的基本功是比较扎实的,因为江先生是国外回来的,他很重视科学哲学新的文献。山西大学的科学哲学是后来兴起的。
 
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的科学哲学界,除洪谦、江天骥等少数科班出身者外,其他都是从自然辩证法转过去的?
 
范:还有一些搞逻辑的,特别是搞数理逻辑的。中国有一些很不错的逻辑学家,譬如金岳霖、沈有鼎、王浩。周礼全也很聪明,但由于一直在国内,所以成就不够高。
 
熊:逻辑界也有转到科学哲学方向去的吗?
 
范:国际上有一个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会,然后它分成国际科学史学会,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学会。中国逻辑学会和自然辩证法学会共同加入后者。所以上次意大利的会议,我是中国科学哲学界的特邀发言人,而周礼全的博士生王路则是中国逻辑学会的特邀发言人。逻辑学比较扎实、严谨,特别是数理逻辑。
 
龚育之
 
熊:自然辩证法本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文革过后,它扩展成一个“大口袋”或学科群。与此同时,你们还跟国际接轨,从国外引入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是,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并因此而有不少相互交流。基本谈完科学哲学后,我想请您再谈谈整个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人和事。上次我们谈过于光远了[12]。今天谈谈龚育之吧。您和他的交往是不是也比较多?
 
范:在哲学所时,他是自然辩证法组的副组长,等于是我们的领导。我编《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时,每期的最后清样都要送他去看。他对刊物很关心,经常有具体的意见。
 
熊:您对他是什么印象?
 
范:他比较严谨,不苟言笑,不像于光远那样亲切、随便。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只是感觉他比较正统。后来,我右派改正了,当了通讯杂志社的副主编;他成了副部级干部,先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内先后任副理事长、理事长,而我是常委,有时在一起开会,吃饭时会一起聊聊天。从聊天可以看出,他读书很多,很博学,很关心思想界的动态。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肯定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他说:“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致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沉思所吸引。”大陆在出版这本书时,把龚育之的评论放在推荐语的第一条。所以说,对于很多事情,龚育之都是知道的。
 
他有一次跟我说,1989年以后,他闲了一阵,他就研究邓小平的东西。后来邓小平南巡,他写了一本书,介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人民日报》社先把那本书作为学习文件发给大家,后来又把它收回了。大概官方对他一会儿相信,一会儿又不相信。我估计,他内心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在行政体系里面,他只是笔杆子,起草文件时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写。他写东西比较逻辑自洽一些,不像有的人,写的东西自相矛盾。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假如不受行政职务的牵累,专心致志做学问,肯定可以做出很多创造性的工作。
 
虽然龚育之和我交往并不深,但他对我的人生轨迹有重大影响。2007年他因病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有兴趣的可找来读读。
 
 
科学史
 
熊: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学科中,科学史的历史比较悠久。从民国时起,李俨、钱宝琮、张子高、刘仙洲、钱临照、竺可桢、陈桢等科学家都做过一些科学史方面的工作。
 
范:这些老科学家都有良好的古文素养,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顺便研究一下自己学科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这是很自然的事。譬如钱临照对《墨经》中的光学、力学很熟悉,竺可桢对中国的气候史比较了解。这类东西一搞出来就是国际水平,因为外国没有做相关工作的。抗战期间李约瑟到中国来,可能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国的这些老科学家,偏向于挖掘史料,没有搞史学理论的。
 
熊:您也做过不少科学史方面的工作,主持《通讯》以来,更和科学史界有深入接触。我也希望您谈谈科学史界的人和事。不求系统,但求亲历。您跟科学史所的人联系多吗?
 
范:科学史所开始刚成立的时候,仓孝和是所长,他让我当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当了一两届)。然后成立科学史学会,钱临照是会长,我是学会常务理事。科学史所的研究人员中,我认识杜石然,和许良英、席泽宗、李佩珊、董光璧比较熟,与戴念祖有一些合作关系。后来的刘钝所长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对我挺不错,我把文章送给他主编的《科学文化评论》,他都照登。董光璧是北大物理系的,后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干部,再后来到了你们科学史所。
 
 
熊: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跟科学史所的传统差别很大。
 
范:他胆子很大,人也很聪明。我约他在《通讯》写马赫。马赫这个人很了不起,既是力学家,又是哲学家,还实际是社会主义者。他崇尚社会主义,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结果列宁写书骂他,将他打成敌人。我想让董光璧写马赫的人物评传,给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恢复名誉。起初董光璧还有点担心。我鼓励他写。与此同时,我还请胡作玄来写罗素的评传。
 
熊:后来他们写出来了吗?
 
范:写出来了,都登了。我想给这些人平反、翻案。我自己写了梁启超。蔡元培是很重要的人物,我让刁培德写。蔡元培原为国民党左派,跟陈独秀关系挺好,陈独秀死后,他还写了悼念文章,但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为什么如此我一直没搞清楚。
 
许良英和戈革
 
熊:科学史家里面,与您交往得最久、最深,对您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许良英先生了。他的个性和您的差别很大。
 
范:我不如许先生那么自信。许先生很执着,他搞什么,什么就是最重要的。搞物理时,物理第一;搞自然辩证法时,他想让中国的自然辩证法超越苏联;后来他到科学史所工作,就是科学史家,不再搞哲学了。
 
 
熊:戈革和许良英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戈革不时在报纸上刺一下许良英,这是为什么?
 
范:戈革只要有机会就点许良英,不但点许良英,还点许良英的学生。文革以前,他们两个人没有来往。文革以后,戈革去看许良英,还送许良英礼物。后来,在几件事情上许良英把他得罪了。一件事情发生在杭州开物理学史会议期间。当时我可能不在国内,戈革、许良英、陈恒六等一起去的。戈革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的文章。许良英说那篇文章不能发,不让他在会上讲,把他得罪了。争论的焦点是,许良英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戈革不同意,说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止一个,玻尔跟爱因斯坦相当,不能说爱因斯坦就比玻尔高。陈恒六评论说,好像是研究谁谁就最伟大。
 
熊:戈先生是怎么批评爱因斯坦的呢?
 
范:他主要讲了玻尔和爱因斯坦长达三十年的争论,现在看来玻尔更正确。
 
熊:这个观点是有依据的嘛。戈革资历和许先生差不多,许先生能够压制戈革,不让他发言吗?
 
范:戈革资历浅一些,他毕业比我还晚,解放时还在念研究生。还有一件事也让戈革对许良英不满。《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中有一个物理学史部分,由钱临照任主编,许良英任副主编,我是编委,戈革也是编委。戈革分工写“海森伯”的条目,他把海森伯(W.Heisenberg)狠批了一下,说他和法西斯合作等。钱临照可能觉得没必要把科学家骂得那么凶,就另外请复旦大学的王福山教授(他是海森伯的学生,直接在海森伯下面做过研究,但他对物理学史恐怕是没有戈革研究得深)写那个条目,把戈革那个条目给否了。这是钱临照和许良英决定的。戈革因此很生许良英的气。戈革这个人很自负,他写的东西是不能否定的。
 
 
熊:许先生也如此。他的文章也改不得。
 
范:我关于玻尔与中国的文章在《科学文化评论》发表了[13]。我认为玻尔和爱因斯坦各有长处,不能说谁更伟大。许良英看了这篇文章,没有对我这个观点提意见,大概是接受了这个观点。他提了另外一个意见。我在文章中说,吴有训讲不要批玻尔。许良英说,他亲耳听到的是,不要那么批海森伯。
 
熊:吴有训说的到底是哪句话呢?
 
范:不要那么厉害的批海森伯。这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当时许良英已经在科学史所了。吴有训在医院里,许良英去看他。吴有训说,对于海森伯这种影响很大的科学家,你们不要随便批。我原来以为吴有训讲的是玻尔。吴有训曾经说过,玻尔对中国非常友好,后来冼鼎昌到玻尔研究所,玻尔待他就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们翻译了一批科学家的著作,在序言、注释中对他们做了批评。
 
范:批海森伯比较厉害。我译的《物理学与哲学》的头一版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的序是许良英帮我写的,对海森伯批得很厉害,再版的时候就没有用那个序。许良英那个序写得很好,但批得也确实很厉害。
 
熊:戈先生和许先生当面冲突了没有?
 
范:好像没有当面吵过,只是后来就不来往了。而且,戈革一有机会就刺许良英一下,但许良英不理他。戈革总觉得许良英压了他,一个是在杭州没有让他讲,一个是这个关于海森伯的条目不用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戈革讲那个文章。我当时没在场,何成钧去了。许先生劝戈革时,所用的理由可能是那篇文章观点有问题,发表出来后会挨批。
 
熊:许先生批评人时不太注意场合,不给人留情面。
 
范: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事。戴念祖跟我很好,因我帮了他的大忙。他翻了两种《物理学史》,但他当时的译稿没有达到出版的水平。所以,M.V.劳厄的那本算是我们两个人合译的,弗·卡约里的那本算是他译我校。后面那本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得了奖。因我帮了忙,戴念祖很感谢我。后来,许良英要来科学史所工作,他也积极帮忙促进。结果许良英一到科学史所就把他们这批搞古代科学史的给得罪了。一件事是,戴念祖写了一篇《爱因斯坦在中国》,开始许良英就不让他发,后来觉得有材料,还是将其收到了他和赵中立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好像一涉及到爱因斯坦,许良英就有点“你怎能没什么研究就写文章呢?”的味道。本来戴念祖对许良英去科学史所是很积极、很鼓吹的,后来他对许良英也很有意见。
 
 
许良英这个人啊,他搞什么,就觉得什么东西重要。在浙大物理系的时候,他就将“科学至上,物理第一”写在实验室门口。王淦昌还表示过欣赏。后来他搞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了,又把这看得最重要。到科学史所后,他又突出科学史,不谈自然辩证法了。他搞现代科学史,搞西方,认为自己所搞的东西很重要,看不起那些搞古代中国科技史的人。人家虽然主要是讲中国古代的成就,但搞了那么多年,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价值的。李佩珊是中宣部来的,到自然科学史所做副所长,后来以副研究员的身份退休,没有申请研究员职称。做古代史的那些人也太厉害了,不管怎么样,李佩珊编了《20世纪世界科学技术简史》,还写过一些论文,还是够格当研究员的,何况她还是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理事。
 
熊:她不申请研究员职称,还是申请了没过?
 
范:她不申请。她怕在评审时这些人为难她,让她难堪,就没有申请。
 
熊:许先生与许多人的冲突都是源于个性。他不够随和,不太能求同存异,导致很多无谓的冲突。
 
范: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时,大家就都有点怕许良英,因为他不但是党员,还是党组很信任的人。他后来研究爱因斯坦,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熊:而且,似乎别的研究爱因斯坦的人,都没有他研究的好。至少得让他看过、认可了才能发表。是不是戈革也有类似的问题?他研究玻尔,似乎也认为别的对玻尔的研究都没有他的好。批评玻尔是不行的,说玻尔好也不一定行,因为没他说得好。
 
范:文人相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爱因斯坦和玻尔争得那么厉害,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彼此还是很尊重。爱因斯坦和玻恩交流时,有些话也说得很尖刻,像“我替你脸红”之类,但他们一直都有很深的友谊。
 
熊:我是这样想的: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爱因斯坦能解决一些难题,别人也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并不是能解决难题的人就能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譬如,我的相机出了故障,相机维修站没读过什么书的小青年能修好,可爱因斯坦未必能修好。所以各人有各人的长处,虽然爱因斯坦很聪明,很伟大,但也不好说他就是最聪明、最伟大的,因为别的一些杰出的人也有其聪明、伟大之处。
 
范:后来物理学的主流肯定是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很伟大,但他晚年搞统一场论就不成功,引力场和电场就是统一不起来,后来实际上是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先统一,至于万有引力和强、弱相互作用力的统一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另外从培养人才来讲,玻尔的功劳确实要大些,他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培养了多少人才!不过,玻尔的文章确实没有爱因斯坦的那么漂亮……
 
熊:那些人才是玻尔培养的吗?好多人都到玻尔那里去工作过,但他们未必是玻尔的研究生。量子理论起步于玻尔的原子模型,但后来的很多发展并不是玻尔做出来的。
 
范:所以关洪对玻尔评价很低,说玻尔的互补原理根本不是物理的东西。好像量子理论后来的发展主要是海森伯、狄拉克等人做出的。我的文章也提了此事。我批评了关洪。玻尔的原子结构是非常了不起的,用经典量子论解释了原子结构、量子态等,而且用光谱的观测资料证明原子结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爱因斯坦说这是一个神韵,以前光谱那么复杂,结果他用原子结构理论、电子态的能级把光谱全解释了……
 
熊:而且精确度极高。
 
范:要没有原子结构这个基础,量子力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后来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玻尔研究所有这个条件——谁量子力学做出成就了就请去。海森伯和泡利这两位大将开始都是玻恩的学生,后来讨论量子力学都是到玻尔那里去。海森伯关键的那一步,是他跟玻尔两个人讨论了好久以后才搞出来的。玻尔的贡献不是说我写文章,我署名,我领头,他就是和大家讨论。另外一点就是,哥本哈根学派是玻尔领导的。尽管泡利、海森伯这些人都参加了索尔未会议,但跟爱因斯坦争论都是由玻尔出面,他们这些小喽啰跟在后面,玻尔胜利时他们就高兴得很。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难题(光盒子的思想实验),玻尔当天解决不了,想了一晚上才用来解决,还用上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红移,证明测不准关系是正确的。
 
熊:玻尔确实是很有领袖才能是吗?
 
范:大家公认他是领袖,像海森伯、泡利都是承认的。玻恩有些郁闷,他很早就提出几率解释,而且海森伯提出量子力学时连矩阵都不知道,是玻恩告诉他这是矩阵,可玻恩得到诺贝尔奖很晚。可能当时物理学家们受决定论因果关观影响太深,对几率解释有保留。
 
玻尔提出原子结构理论,已经做出很大的成就,但原子中粒子的动力学(量子力学)还在摸索之中。他邀请一些青年才俊到自己的研究所访问,跟他们讨论问题。海森伯跟玻尔讨论,他们两个人在公园里谈,海森伯都头疼了,玻尔还一再向他提出问题,当时的思想是非常紧张的。后来薛定谔搞出波动力学以后,玻尔马上请他过去讨论,一直讨论得薛定谔也受不了了。
 
说起许良英,我想了五十年代初我们还在杭州时的一件事。有一天,许良英和我们聚会。他说:从事地下工作时,我们这些地下党员是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现在解放了,我们可以各奔东西,相忘于江湖,在不同地方、不同岗位各自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命运把我和他紧紧地绑在一起,终身都是相濡以沫。许良英还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all or none,非全则无。他确实是这种个性,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对理论如此,对人也是如此。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一生。
 
参考文献:
[1]范岱年.尼采和科学哲学.见:范岱年.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73-82页.
[2]范岱年.杰出的科学哲学家罗伯特·科恩与中国.见:江晓原,刘兵编.我们的科学文化——阳光下的民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9-17页.
[3]王星拱(1887-1949),教育家、化学家和哲学家。1910年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先入化学本科,后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18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总务长、安徽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山大学校长等职,著有《科学方法论》(1920年)、《科学概论》(1930年)等。
[4]洪谦.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高宣扬编,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
[5]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范岱年、梁存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6]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7]洪谦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8]周柏乔.洪谦教授的三篇文章和他的哲学见地.哲学研究.1992(4):77-80.
[9]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内部交流版,2008年,396页.
[11]江天骥(1915-2006),哲学家、翻译家和哲学教育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后投身抗战。1945年赴美国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院。194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1948年至1952年受聘武汉大学副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工作,任副教授。1956年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后,他应聘回校任哲学系教授、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此后他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至1998年退休。
[12]详见:熊卫民.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范岱年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2015(2):95-110.
[13]范岱年的《尼耳斯·玻尔与中国——有关历史资料汇编》分两期(2012年第2、3期)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
推荐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