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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如何看待“留守儿童”这一标签?

编者按: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人口发展史上最为全面、深刻的人口变迁,其中一个重大人口事件就是涉及几亿人的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高达1.03亿儿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成为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占全国儿童比例的38%。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留守儿童规模达6877万人,其中有4051万人生活在农村,这意味着农村中每10名儿童中就有3名是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中,跟父亲居住的占20.4%,跟母亲居住的占30.6%,跟祖父母居住的占26.3%,单独居住或跟其他儿童居住的占10.3%,其余12.5%跟其他成年人居住。
 
许多定量研究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关心他们的升学机会、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等,提出留守儿童不能同时获得父母的陪伴和照料,其身心健康成长受到诸多挑战。今天,我们试图从另一角度来了解这个群体。从孩子的角度,以“主位”而非“客位”的方式传达研究参与者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这里研究者自身是一个工具,而非仅仅是资料的搜集者。如果定量研究的关键词是“信息”,质性研究的关键词就是“理解”。所以定量和质性应该是互相补充的,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学者的关注,政策的推进,真正改善留守儿童的现状。
撰文 | 肖莉娜
责编 | 黄玉琴
 
现今,“留守儿童”一词俨然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这一名词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心和重视,另一方面因关注的焦点总是落在留守儿童会不会以及会如何受到父母外出的负面影响上,使得大众层面普遍地将留守儿童问题化,被划定其中的很多孩子仿佛被贴上了标签,反而为这一刻板印象所累。
 
我在英国巴斯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题为“The Experienc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在我的田野过程中,不时有孩子发出抗议:“我不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没有抛弃我!”而这种“问题化”的倾向和叙事也常常使得个体的真实体验和想法被遮蔽,从而得不到足够的研究和关注。我关于留守儿童体验的研究就是试图回应这样一种现状,呈现这些孩子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他们如何能动地应对留守生活。我的研究数据来自于2010-2011年在湖南中部一所农村初中所做的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其中遵照“差异最大化原则”重点关注了16名留守儿童的案例。
 
这里主要介绍研究发现里的两个主题。
 
爱而不亲
 
“爱而不亲”代表了被访谈的孩子们对父母外出打工的复杂心情:他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父母在外地辛苦赚钱供养他们所体现的爱和牺牲,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亲子之间的关系仅仅体现为物质上的给予。因此,他们用“爱”来肯定父母外出务工的付出,同时引入“不亲”来表达对异地而处的父母情感上的不满。
 
妮妮的讲述非常生动的展示了这一纠结过程。访谈的时候她13岁,是初二某班前几名的好学生,父母在她两三岁的时候去了广东打工,10岁那年母亲回来了,但父亲仍然在外打工养家。她非常清楚打工对家里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父母在她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感到非常自豪:
 
“爸爸妈妈刚出去的时候,收入还不稳定……我们没有自己的屋……也没有电话……我只有本子跟笔……后来情况就好起来了……开始有钱买课外书跟文具……起了自己的屋……爸爸去年从广东买了个学习机给我,1000多块的,比别个的贵一倍多……爸爸说只要我想学,书尽(我)读,学习用品也是尽好的给我买……我晓得他们(爸爸妈妈)对我有很高的期望……他们想我能够读大学,过(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我晓得爸爸妈妈是在为我做牺牲。爸爸一个人在外边打工好辛苦……如果不是为了我,爸爸妈妈也不会两地分开。”
 
尽管妮妮认可父母的艰辛付出,也努力学习以求回报,但她心中仍然留下了对留守生活的种种遗憾:
 
“我两岁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一直和爷爷奶奶住,缺少对父爱母爱更深的体会。比起那些父母在家的,生活没那么好。奶奶搞菜的手艺没那么好(和妈妈比),也不注意营养搭配。老人家舍不得花钱买菜,所以一般都是吃小菜(自己地里种的),很少看到肉……我现在还有咽喉炎,天冷就会不舒服。可能是以前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感冒没有及时看病,得了后遗症。还有就是读小学父母没管,心比较野,跟伙伴们到处野,没好些管住自己。一些基本礼仪,卫生方面,有父母在身边要好些……”
 
值得注意的是,妮妮并不是要质疑父母对她的爱,她用了“缺少对父爱母爱更深的体会”这样一种表述,暗示一方面她能从父母的物质投入中感受到他们的爱,但另一方面觉得这些并不足够,因为这样的感情不够“深”,比不上那些父母在身边的孩子,能够品尝到、触摸到父母的爱。所以,接下来她用“不亲”来指代这一父母之爱的缺失部分:
 
“他们不在身边的时候会觉得不那么亲……他们过年回来就会很开心,因为生活变得充实了,感觉很亲……(妈妈回来以后)生活好了很多。个人卫生会特别注意些,学习上也更严格些。营养方面要好些。我考得不好的时候(妈妈)会鼓励我。我跟妈妈什么都说,有些事情只跟妈妈讲,不跟别人说。我们很亲。”
 
妮妮所说的“不亲”,随着与父母的重聚很快就能转化为“亲”。但同班的男生阿劲,和母亲之间“不亲”的感觉即使共处多时也依然存在。
 
“我从小和妈妈的感情就一般,不是那么亲近。1岁的时候妈妈就出去了,从小是外婆带大的。4、5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深圳,见了妈妈都不认识,她要抱我,我就大哭……妈妈觉得很愧疚,所以什么都很顺着我……要买什么东西都给我买,她还是很爱我……我的心里话也不想跟妈妈讲,说不到一块去……比如买衣服的时候,我们喜欢的就不一样,所以我都自己去买……妈妈只要我发奋读书,但我觉得我已经发奋了啊,也有进步,进步总是一点一点来嘛,她对我的肯定太少了……她管我太严了,总是要我写作业,完全没有自由。”
 
对阿劲而言,母亲施加的学习压力对“不亲”感的持续起到了很大的强化作用,类似的压力,叠加上异地而处滋生的不信任感,在初一女生毛毛身上更是爆发出激烈的怨恨情绪,她更像是把“不亲”当作了自己的终极武器,用来强化母亲的负疚感,施加压力让她回来。
 
“妈妈要妹妹盯住我,就是不信任我,哎,不讲这么多,浪费口水。反正我说没出去耍她都不相信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出去搞些什么’。我就说,‘你只会讲,一点不关怀我,我像孤儿一样,不像是有亲爷娘的人。’学校里其他同学讲自己父母对他们有多好多好,我好羡慕他们。我说,‘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还给你好了。’我就把电话挂了,当时妈妈哭了。”
 
毛毛心情平静下来后和我交谈也认可父母辛苦供养她是爱她的表现,但还是无法压抑内心的失落感。
 
 “我有时候也想,他们在外面很辛苦啊,打工赚钱养我们。但是有时候看到有的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在身边,我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好幸福的,呵呵。”
 
总体而言,虽然不同孩子的表述里“不亲”所代表的情绪在程度上有差异,但这些“爱而不亲”的叙述都可以被视作留守儿童能动地应对这种与父母分而不离的生活的一种现实取向的策略:“不亲”的表述,实际上是在亲子关系领域内开辟出了一块新的、与“爱”平行的空间;借此表述,孩子们可以在不否定父母之爱的同时表达他们对于被留守的不满,从而施压父母回应他们的情感需求。
 
孤独而自由
 
关于留守所造成的儿童的孤独感的研究很多,对于缺乏父母管教的不良后果的关注也不少,但却较少有研究尝试从儿童的视角去理解远离父母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自由”感和“自主”感。在我的研究里,“孤独”和“自由”常常交替出现在儿童的表述中,并且还隐约对应着某种“失去”与“收获”的味道。
 
正如初一男生阿东所说的:
 
“我觉得过得不错,比较自由……随时可以出去耍,作业想做就做。只是有点孤单……无聊,就是天天一样,太单调了,一个人。”
 
诚然,没有孩子喜欢这种远离父母的孤单,但同时,他们也的确非常享受父母不在身边的自由,以及相应的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初二女生琳琳小学四年级起就一直和爷爷奶奶同住,最近因为妈妈可能快回来了,显得有些担心会失去自由。
 
“他们回来就管得严了,我就没这么自由了。现在在奶奶家我还有讲话的余地,他们说什么我可以‘反’……有一次,奶奶说我忘了关煤气,骂我不长记性,我就说‘你有次一个晚上忘了关,就没人骂你’。奶奶说我小小年纪怎么嘴巴就这么厉害,我就说‘要练口才,以后当律师’ ……不是真的想当律师,是气她的,她就没话好说了。”
 
但是,也没有孩子真的会因为享受自由而拒绝父母回来。相反,他们心里清楚自己很难让父母放弃外出打工,因为这是家庭生计所在,所以,常常会在访谈时选择性地强调自由的好处,以此寻求内心的平衡,阿劲讲述的从深圳返乡的调适过程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
 
“回来了,最好的地方就是,我想出去耍就可以出去。我在那里(深圳)住的时候没耍够……但他们回来我就受约束了,不自由……回来开始也感觉不舒服,但过段就好了,觉得也要得……同妈妈在一起觉得烦,但离开,觉得身边没人讲空话,也不舒服,听空话听惯了……回来钱还多些了……要得,回来可以出去耍了。”
 
很多时候,自由也是孩子们对抗孤独的一种资源,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运用金钱、时间和空间去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寻找其他渠道的陪伴和快乐:上网吧,谈恋爱,认干亲,逛街购物,上补习学校……对于可能的影响,一个中性的判断是,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习惯于自由自主、独立生活。当然,对于那部分无法在升学体系内找到成就感的孩子,亲子关系冲突甚至越轨行为也是非常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这就需要对这个群体的孩子进行追踪研究。
 
总而言之,儿童的留守体验是复杂的、矛盾的、不断变化的:孩子们总是在动态地调整着自己关于生活的叙事。当他们能够在“孩子好好学习和父母辛苦工作都是为家庭发展做贡献”这一框架下积极作为时,会更倾向于肯定父母的付出,建构出一种积极的、未来导向的亲子关系——爱是主要的,不亲是暂时的,矛盾会随着重聚(reunion)消失;反之,当一些孩子陷入问题重重之中、无力维持这种共同的目标感时,面对父母的压力和指责,他们最有效的反击策略就是归咎父母的关爱不够、管束缺失,这个时候,他们是不会提起自己曾经是多么地享受父母不在的自由生活。
 
参考文献:
XIAO, Lina, 2014.The Experienc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ath.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中国儿童状况:事实与数据》
 
作者简介:
肖莉娜,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国际社会工作学院特邀青年研究员,主要从事儿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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