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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希望”:独生子女身上的爱与困局

撰文 | 常    姝
责编 | 黄玉琴
写在前面: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以国家行政指令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该政策推出以来,我国急剧并大规模地完成了其他许多现代化国家花了多年时间才以和缓的速度自然完成的“生育转型”——由高生育率转为低生育率。据测算,2010年我国独生子女总量约为1.5亿人,预计2050年将累计达到3.1亿人。2015年我国开始启动生育政策的新转型,推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即便开放生二胎,有研究显示,民众意愿似乎不高。如2013 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符合条件且愿意生育的人远没有想象的多。大城市户籍的居民生育意愿更低,以上海为例,2011 年只有1.2 万对夫妇申请办理第二胎的生育手续,但实际上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怀孕。而且,从既有的研究来看,中国的生育意愿不到1.9,低于欧洲发达国家: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人们理想的子女数是2.5 左右; 即使是南欧生育率较低的国家,人们理想的子女数也超过2.1。而且,实际的生育水平远远低于生育意愿。从这个角度来讲,“独生子女”的生育模式将仍是许多家庭的选择。因此,对独生子女人群及与之有关的多种现实问题的研究依然重要。
 
迄今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目标、实施过程、效果等进行了研究。比如,人口学家探讨生育转型的规模与范围,心理学家探讨独生子女的心理与性格特征,国学家探讨生育制度变迁对家庭文化的重塑和对传统文化生态的影响,等等。媒体上关于独生子女的报道则集中于独生子女的性格特质、家庭代际关系、养老压力等话题。但是很少有人对独生子女的成长体验以及何种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力量塑造其成长经历,提供系统而生动的描写分析。美国人类学家冯文(Vanessa Fong)的著作《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以其定量与定性研究并举的精彩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书于2005年荣获美国东亚人类学会授予的许烺光图书奖。获此殊荣的原因不仅在于冯文以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日常生活资料、并从新颖和宏阔的理论角度论述了独生子女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建构力量,还在于作者行文朴实优美,人物故事的感染力强,能引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切与情感共鸣。该书由我翻译为中文,近期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著名的“海外中国研究译丛系列”出版,敬请关注。
研究方法与数据
 
冯文于1997-2002年间在大连进行了间歇性的调研,调研时间总计为27个月。其间,她收集了国家统计局、大连市政府的相关统计资料,并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获得了有关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日常生活细节的第一手资料。她在大连三所中学担任义务的英语会话课老师,并为许多家庭的中学生子女进行免费的英语辅导,由此与100多个(特别是其中的31个)中低等收入的独生子女家庭建立了友好关系,以此为契机获得了近距离观察和访问独生子女及其家人的特权。她在任教的学校针对2000多名中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开展了问卷调查,了解其家庭背景、受教育经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并对一些重要的人口模式和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父母社会经济条件与子女教育成就的关系、性别与教育成就的关系等)进行检验分析。她将扎实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巧妙融合,让两者各自扬长避短,相互补足和验证信息。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爱与期待、压力与困局
 
冯文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和“现代化文化模型”作为核心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她基于沃勒斯坦对三个世界的划分与深刻洞察指出,中国政府为了加速国家现代化与尽早使中国跻身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第一世界”的中心区域而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旨在培养拥有要加入第一世界精英层的雄心与资源的新一代“高素质”人群。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促进了现代化文化模型的发展,该模型动员人们向往第一世界的富裕生活(兼有声望、愉悦、安全感、健康),并相信可通过参与现代经济获得这种生活。中国城市居民及其独生子女认可与内化了上述双重目标。家长对子女赋予大量的教育投资、殷切的希望、浓烈的关爱,尽最大力量使其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以第一世界的生活消费文化为参照点),以促成这“唯一的希望”能够在教育体系和求职市场上脱颖而出,找到高声望与高薪酬的精英工作,实现家庭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而这些行动的总和,使独生子女充当了将中国尽早带入现代化强国之列的先锋主力。
 
独生子女既是最早享受中国初期现代化成果的一代青少年,也是通过其竞争精英位置的学习与工作努力将国与家分别带向第一世界的强国位置与生活水平的人。他们被寄予厚望,也压力沉重。冯文在执教的学校和做家教的家庭里仔细观察了学校、父母对学生学业的高度关注和严格规训,以及学生在教育竞争中付出的艰辛努力。随着青少年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工作岗位所要求的学历门槛也在日益水涨船高,导致“学历通胀”。为了能找到符合内心期待的更好的工作,青少年就更需要谋求高阶教育,加大教育的时间与资金投入。因此,教育和就业的压力相互加重,加深了青少年的生存焦虑。
   
爱的回报:独生子女的价值与义务
 
独生子女对其父母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是父母实现现代化生活水平的希望所在,也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环境中父母年老后要仰靠的主要经济来源与照料者。中国有关孝道和父母投资的文化模型认可父母应在时间、金钱、关爱、养老上得到子女的回报,这也催发了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的经济理性。
 
独生子女对父母也具有重要的情感价值。父母把养育子女视为延续自己生命和维持自己社会与象征意义上的不朽的途径,也通过子女感受生活的滋味、意义、价值。子女可让父母跳离生活中的挫折失意而体会希望感和目标感、从子女的成长和成功中确认自己生命的价值、从子女消费奢侈品感到补偿感和成就感。而正因孩子的唯一性与不可替代性,使父母愿为之付出全心全意无条件的爱。
 
反过来,孝道的文化模型也同时推动着独生子女们从多个方面回馈父母给予的爱。在冯文调研的中低收入家庭中,父母为孩子能有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辛苦工作节衣缩食,为此付出身体、经济、情感上的牺牲,孩子们也尽力回馈家长,诸如为孝顺父母加倍努力学习、照顾生病的父母、拿出心爱的零花钱给父母买礼物,等等。
 
“惯坏了”与“适应不良”:权利感与现实落差
 
但是,与第一世界少子化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中国独生子女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他们有想要获得第一世界良好生活条件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他们身处第三世界的家庭与社会现实环境面临较大的的束缚或资源匮乏。这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差距。他们将父母尽力为自己提供的类似生活条件视为自己天生的权利,亦将通过学校和职场中的打拼实现精英梦视为可预期实现的目标。但是他们的这种“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与实际生活局限之间的落差及其在处理这种落差时的表现,让其长辈们常常发出独生子女“惯坏了”“适应能力差”的感慨。
 
比如,冯文详细分解了在私人空间、食物、家务、社会关系、个人成就等方面独生子女的普遍态度、期望和行为表现。他们享用甚至独占家里最好的居住空间、食品与日用品,对食物过分挑剔,以专心学业为由拒绝家务劳动,自视为家庭中最重要的人物,缺少对他人的关爱和顺从,由于自我的高期望和高度重视他人认可而难以承受在学业就业中的挫折,宁愿啃老待业也不从事低薪工作……诸此种种都催发了长辈对独生子女的不满与责怪。
 
但这种评价是因不同代人成长环境与体验截然不同所致。这些长辈多出生于多子女家庭,未感受过父母集中的爱与投资,未经历今日如此剧烈的争取精英位置的竞争,他们所接受的节俭谦卑、自我牺牲、集体主义教育也与独生子女时代的文化存在鲜明对比。是这种强烈的代际对比突显了独生子女的特殊性。被大众舆论种种情绪化吐槽批评的独生子女负面特质也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
 
独生子女在拥有了强大的权利的同时,也常感惆怅。正如冯文在结语所写,这些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小皇帝”们置身于由严重的不平等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需要应对更加激烈和高风险的精英地位之争,应对追逐精英梦道路上资源机会匮乏的沮丧和惆怅。总之,这是一场国家、家庭、个人共赴的金字塔攀爬之旅,谁能爬到塔尖,不仅取决于信念、资源、努力,也受既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制约。对不少人来说,他们可能永远等不到付出、牺牲时所期待的回报! 
 
结语
 
冯文是第一世界的公民和精英型学者,她的身份对于独生子女现象理论解释角度的选取无疑有双重影响:既使她能从敏锐和新颖的角度透视这一群体的由来和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关注的面相和提出其他理论解释的想象力。但无人全知全能,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尽善尽美。这已是一部展示人类学观察力与想象力的上乘之作。
 
此外,作者在文中对她认识的少量二孩家庭曾略有谈及,指出其在儿童教育投资和子女竞争压力方面遇到的问题与独生子女家庭并无明显差别。而在二胎化政策正式提出的今天,我国是否能依据从之前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和教训更加优化计划生育与儿童培育方式,为朝向现代化富裕生活的目标辛勤努力的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支持?希望本书能为此方面的讨论与政策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Vanessa L. Fong,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吴帆:《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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