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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访问:歌德学院学德语趣闻

前言:

1978年3月18日-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每个中国人都沐浴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和许多个人的命运同样发生了转折。

我写了一些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获洪堡基金到西德做访问学者的个人回忆,一点小故事而已。对我来说,“访问学者”这个词也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产物,1978年底去美国、1979年初去西德的两批留学人员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他们留学不读学位,不是博后,也没有被聘用的正式职位,于是创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名词——“访问学者”。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赵兰香研究员和清华大学过增元教授提供的有关资料。

撰文 | 王志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责编 | 程    莉

1.首批赴德访问:像做梦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生全部派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在60年代初批判苏修后基本停止了。在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我国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特别是恢复了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1973年就选派了几十位学者赴英国进修学习,其中有我们研究所的三位青年研究人员。沈恂回国后告诉我们,他在英国被同事称呼为Doctor Shen,我们那时候真土,还以为是“沈大夫”呢,心想“他怎么成了大夫”?

那个时代,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大多数年轻科技人员来说连梦都不会做的。但就在1978这一年,我被通知获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资助去西德做研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宣布的“科学的春天”的春风真吹到自己身上了吗?这就像做梦一样了。                                                 

“文革”后,德国洪堡基金会主动提供奖学金邀请中国学者到德国做科研。虽然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不能拿帝国主义的钱”,但科学院思想开放,富有改革和创新精神,认为德国基金会出资培养我国人才,是件互惠互利的事情,欣然接受了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对自己有信心,就不怕资本主义“腐蚀”我们。

科学院与洪堡基金会达成共识后并建立了正式的联系。1978年,有64人通过中国科学院申请,被选中41名(其中8人为候补者)。中科院从14个研究所选派了首批24名学者,另外清华有4名,浙大3名,北大1名,二机部401所1名,最后总共33位,其中32人都是男同志(唯一的女同志就是我),1979年2月成行。1979年中国科学院又有54人向洪堡基金会提出申请,被选中28人。

1978年在科学院召开首批入选者的会议上,我们对“洪堡基金会”才有了初步概念。紧接着就是填写申请表,当然要用英文,对我这个还没有用英文写过研究论文的人来说,感到非常复杂、非常困难。1978年夏,洪堡基金会的秘书长Pfeifer教授亲自来中国,还来了我们所,我坦白地告诉他自己只会说简单的英语,完全不会德语。他马上说“never mind !”,我放下了一半的心,也学会了这句英语。 

首先要决定去德国的哪个实验室以及在那里的工作计划。“文革”后期,我很幸运地被安排到我们所胰岛素晶体结构小组工作,加入到中国科学家“胰岛素研究的第三战役”。我主要参与胰岛素衍生物的设计、制备、纯化、生化性质鉴定,溶液构象和生物活性测定,进行胰岛素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中国科学家在60年代中期首先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当时国际上另两个实验室也分别在做同类型的工作,其中一个是查恩教授(Helmut Zahn,1916-2004)为所长的联邦德国羊毛研究所(Deutsches Wollforschungsinstitut)在从事羊胰岛素的合成。查恩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文革后访问过中国。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考虑去德国工作的单位时,位于亚琛 (Aachen)的羊毛研究所成了我的首选。

填表时我第一次用英文写自己的名字,当时我们用的是英国的韦氏拼音法,所以我的名字拼成Chih-chen Wang,等我1982年回国后,政府统一用“中文拼音”,我的名字拼成Wang Zhizhen。由于我是在德国开始用英文发表文章,用的是Chih-chen Wang,所以以后在科学论文中我一直沿用此拼音。

当时出国前有“置装”的“大事”,每人可定制一件大衣,二套西装。我们被安排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料子,几乎所有的男同志都挑选了一种质地上好的黑呢子,很多人盘算着这件大衣是得穿一辈子的。我挑了一种深浅两种咖啡色交织的呢子,似比全黑色好看,但质地差多了(价格便宜一半),所以不御寒,中看不中用。买了料子可以到“鸿翔”——一家上海迁京的著名服装店,去量尺寸做西装,真正的tailor-made。放在今天,“定制”肯定不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能想要的“奢侈”了。那时我们几乎都是第一次穿西装。

2.寻找黑大衣:在日本转机的趣事

北京的同志于1979年2月3日、上海及其附近的同志于2月4日分别飞到东京。《光明日报》1979年2月6日第4版登载了来源于新华社的文章:《首批获得洪堡基金会奖学金 我国科学工作者启程赴西德》。

通常从北京到西德不会飞经日本这条线,由于1970年代中东局势紧张,洪堡为保证安全起见,谨慎地给我们订了在东京换乘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经北极飞往汉堡的机票。我们北京组的同志在机场旅馆住了一宿,预备第二天与上海来的同志在成田(narita)机场汇合,换乘飞德国的飞机。

我们到达日本当天下午有点空余时间,我得到团长的允许跑去成田小镇,第一次踏上别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异国的建筑、小店,商品、陈设、街道、人、衣着……

经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安排,第一天晚餐我们吃了“和餐”,即饭店为我们配好的一桌饭菜。第二天午餐我们还是要求“和餐”,主要是便宜,况且我们也没有任何自己点菜的要求,但饭店给了我们“和餐”外还给了我们一点脸色。没想到在日本吃饭这么贵,当时团长手中的钱都不够付第二顿饭了,这顿饭的钱还是团长专门向使馆求助的。

从国内到德国的这段时间,我们是一个团体,服从团长——清华的过增元老师的指挥,清华的钱佩鑫老师热情地帮助团长,在旅馆走廊里大声招呼我们“集合!”“出发!”

2月4日,我们在成田机场换机前在机场大厅休息,大厅内有暖气当然不必穿大衣。突然通知要登机了,由于黑大衣的料子是一样的,式样也是一样的,缝制商店的标签也一样的,耳边又在催登机,于是出现了一场“寻找自己黑大衣”的忙乱……我穿上自己那件与众不同、中看不中用的大衣静静地在一旁等着,看着他们紧张地寻找自己的大衣却帮不上任何忙。无独有偶,后来我得知1978年底第一批去美国的访问学者被邀请去参加卡特总统夫人的晚宴,宴会散后在衣帽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找自己黑大衣”的情况。

3.初到德国:细品生活细节

汉莎航空提供十分丰富多样而且量大的高热量食品,我吃不完,觉得浪费了这么好的食物很是可惜。

到达汉堡后,已有使馆工作人员在火车站等我们,指导我们搭什么火车和如何换乘火车分赴各地。我们6位同学到弗赖堡(Freiburg),一路的火车旅途也有看不完的新鲜事。

弗赖堡是德国西南边陲靠近法国和瑞士、位于黑森林(德国南部东西宽20至60公里的山区)南部最西端的一个极其美丽的小城。我赴德国前曾去看望所长贝时璋先生,他在1910年代留学德国图宾根(Tubingen)。他告诉我,因为这是一片密布的针叶树森林,从飞机上看下去一片黑压压的,故名黑森林。

据说弗赖堡是德国最温暖,阳光最灿烂的城市,也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德国普遍光照少,一有大太阳,人们会到户外把自己尽可能多地暴露在太阳底下,开始看到此景我们吓了一大跳。

对弗赖堡城市印象最深的是一条遍布街巷的人工水渠,清彻的山泉潺潺而流,流水的声音像乐曲,比乐曲还悦耳。上世纪50年代,德国汽车俱乐部要填平水渠,说它阻碍交通,引发汽车事故。但弗莱堡人强烈反对,千年小溪幸存了下来,为子孙后代保全了自然的馈赠,见证了历史。

我们刚到弗赖堡,就被洪堡基金会安排到不同的住所。我和电子所的老柴被安排在一座不大的四层小楼,房东是一对老夫妇。房间不大,一眼看去特别干净、整齐、舒适,陈设简单但齐全,有个人的卫生间,淋浴设备,毛巾,浴液等一概齐全,但有一条较粗糙的却是洁白的毛巾不知做何用,后来才知道那是垫巾 。淋浴的热水也不知如何调,开始时不敢开大龙头,水老是冷的。德国的窗子可以向几个方向开关,对我们来说十分新鲜。在雨天,天窗从未见过漏水。

有一次房东夫妇的外孙有个小学的music party,我应房东夫妇邀请与他们全家一起参加这次以巴赫的作品为主的小型音乐会,第一次见到德国的古钢琴。 

刚到弗赖堡,我们学德语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的院长和他太太便请我们中国学生赴他家的便宴,简朴的德国家常菜加上红酒,相信这是对第一次来此歌德学院的中国学生的友好厚待。记得院长太太用面包小心地擦净盘中的汤汁送进嘴里,所以我后来在德国、在美国也都是这样做的,但在中国这样做是要有点洒脱的勇气。联想起前几年属于发达国家的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在中国自助餐时淡然地把掉在地上的面包片捡起来照样放进自己的餐盘中,而惊人的餐桌浪费现象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德国穿衣服讲究“场合”。在歌德学院,上课的老师穿着正式,女老师的套装无论在颜色、式样和配件的搭配上非常协调,在我眼里已经是考究;而学生都是随意的“学生装”,所以我们这几位西装笔挺的中国学生显得有点……我赶紧去意大利人开的市场(便宜啊)买了两件毛衣。

总之,我们对一切的生活细节都在慢慢的极有兴趣的琢磨和领会之中,除了我很久才适应弥漫在整栋房子里的奶酪气味,哪知道我后来会越来越喜欢上各种奶酪。 

4.从零开始:歌德学院学德语

由于我和绝大多数同志一样没有学过德文,所以洪堡基金会安排并资助我们到德国后立即进入歌德学院进行4或6个月的高强度德语训练。歌德学院在德国多地以及多个国家都有开设(当时在中国没有),教授德语和宣传德国文化。我是从a、bei、cei、dei……开始的,在弗赖堡的歌德学院学了4个月。记得过增元老师的德文当时就比我们好得多,他在慕尼黑歌德学院学了2个月后又到弗赖堡的歌德学院学了2个月。

同班的同学大约有十几位,记得有一位日本女孩,她为了在德国学音乐自费来歌德学院读德文。在歌德学院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黑皮肤同学,他们的英语、法语和德语好像都挺好的,而且表现出来的派头都很大的,据说他们在德国留学回去后都会当部长,当时我们也觉得特新鲜、特好奇。

在歌德学院只允许讲德语,我的德语是零,英文也不好,Ich和I还常混说,可以想象这开始的日子确实不好过。我一直遗憾自己的德文这辈子没学好,记得有一次听力训练的背景音乐是我特别喜欢的拉德斯基进行曲(Radetzky March),那节奏强烈动人心弦的音乐令我无法不分心。

四个月后到亚琛,居然也能应付问路、买东西,和房东交谈,我想这归功于歌德学院教授语言的教材和高强度的方法,场景训练,听讲读并进,内容有趣,特别是紧密结合当地的社会生活学习语言。

不过进入实验室,我和德国同事讨论科学基本还是用英语,再后来用德文的机会和必要性更少了,我的德文也逐渐还给了老师,这一直是我的遗憾。但是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获冠军,德国人高唱Deutsch!Deutsch!Deutsch!我也非常激动地跟着叫。

在弗赖堡令我特别高兴的是遇到在当地大学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几位德文女老师,其中一位是刘芳苯老师,她的父亲是化学教授,所以给女儿起的名字都用有机芳香物的苯啊、萘啊、蒽啊等。刘老师的德文水平很高,曾为邓小平同志做过翻译。还有一位是老舍先生的女儿舒予老师,她们给我许多在德国学习和生活的指导,我特别开心。

在我学德语期间,我未来在亚琛实验室的老师勃兰登堡博士和他太太专程从亚琛驱车来弗赖堡看望我和其他中国学生,我们很是感动。我们一起吃饭,他询问我的德文学习,也谈了一些在亚琛要做的工作。

勃兰登堡博士是亚琛合成胰岛素组的骨干,1977年秋曾来北京访问,主要是在我们研究所讲学,并指导我们胰岛素室生化小组的成员做实验。当时北大生物系的茹炳根老师和上海生化所的朱尚权老师也来参加,进行有关牛和猪两个种属胰岛素的B链N端苯丙氨酸残基被色氨酸取代的胰岛素衍生物在溶液中的各种性质研究,合作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英文版。他当时住在友谊宾馆,由于已是11月但尚未有暖气供应,他受不了这冷,还让我们给他带了一瓶白酒。

5.学习之外:黑森林的黑森林蛋糕

学习之余我们去了黑森林,清新的空气、幽美的山谷,高耸的树木……记得有一位非常热心,经常帮助我们内地同学的香港年轻留学生还介绍给我们著名的“黑森林蛋糕”,这成了我之后最喜欢的甜点,但无论哪里的“黑森林蛋糕”都无法与我在黑森林里吃过的黑森林蛋糕可比。那时我们都没有照相机,这位香港同学就为我们照相,由于当时用胶卷,大家也不好意思个人单独照,所以我们几个中国同学总是照合影。我把这几张宝贵的“在外国”的照片寄回家,我6岁的女儿问我:“你怎么老是和男生一起照像?”。

我经过请示得到允许参加过歌德学院组织的课外活动——去巴塞尔(Basal)附近远足。在绿荫如毯的山坡上,我第一次见到三角翼滑翔运动,抬头满是花花绿绿的三角翼,十分兴奋。现在中国河南省的林州市已成为国际滑翔基地了。

我们到弗赖堡不久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到罗特韦尔(Rottweil)参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Karneval),在德国各地这种狂欢节的具体日期、组织方式和参与规矩都是不同的。人们扮成各种历史人物,各种传说人物,成群结队走在小镇的街道(parade),据说置一套行头有的甚至要花几千马克呢。第一次身临其境,我只是感到无比新鲜,信息量太大来不及接受,紧张得反而没有了“狂欢”的感觉。

回忆这些好玩的经历,再看看不过四十年后今天的中国,天壤之别,感慨万千,改革开放带给了中国历史性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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