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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 | 2018,中国科学界发生了哪些事件

2018年,我们见证了不平凡的一年。在“科学的春天”提出的40年后,中国的基础科学在这一年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年初两只克隆猴的出现到年末两个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石破天惊,科学话题不只在科研群体流行,相关话题已深入人心,被公众广泛讨论。
 
12月,谷歌公布了“Year in Search 2018”,年度热词是“Good”,而日本推出的年度汉字竟与之相反,年度汉字是“灾”,两个关键词都是通过公众搜索数据以及投票获得。这一年在中国基础科学领域发生了的事件,或许都可以看到“Good”和“灾”的身影。
 
这一年,中国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越来越多,部分中国学者已做出了引领性的工作。一个细节是,部分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向科学记者开放的权限不再以“China”来区分中国学者即将发表的论文,而是具体到中国的各个“省份”,如此分类的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南北脑科学中心(北京、上海)的设立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论证,则显示了中国在大科学项目的决心和实力。从高科技企业向清华北大捐款到西湖大学的成立,再到科学探索奖的设立,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到技术的源头创新,原本它们如同这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现在终于开始交汇,并努力寻找共同的兴趣点。
 
这一年中国科学界还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我们将从十个方面逐一回顾,并讨论它们在国际上的影响。
 
撰文 | 叶水送
责编 | 陈晓雪
 
重要科学发现:由点及面 
 
2018年,中国学者在相当多的领域做出了新颖的工作。
 
1月25日,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强利用体细胞克隆出两只猴子备受外界关注,这是Cell出版集团成立以来,最受媒体关注的一项研究,它也引领了这一年中国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新进展。结构生物学这一年仍旧表现不俗,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上海药物所、上海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等单位均在结构生物学领域有重要的发现。
 
狗年春节期间,浙江大学胡海岚在《自然》(Nature)杂志连发两篇论文,揭示抑郁症新的发病机制及新型快速抗抑郁药物作用机理,这在国际上亦不多见。
 
来自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覃重军,先后在《自然》和《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杂志发表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覃重军及其研究团队将酵母染色体的16条合成1条,之后又将16条染色体合成环状。
 
除此之外,中国科技大学团队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装置测定了迄今国际上最为精准的万有引力常数(G),东南大学学者研制出世界首例无金属钙钛矿型铁电体以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青藏高原尼阿底遗址进行的研究将青藏高原出现人类活动推至4万年前,这些研究都是这一年国内可圈可点的重要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普通高等院校也能发高水平论文。3月底,上海大学引进的学者Mark Waller教授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论文,被称为化学界的“AlphaGo”,引起国内外制药界高度关注。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李晋平教授团队在低碳烃分离方面的研究,南通大学顾晓松团队在脊髓损伤方面的研究,以及浙江万里学院葛楚天团队在爬行动物性别决定的表观调控机制方面,均做出了重要的工作。
 
高水平或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开始由点及面的铺展开来,而背后是各地高校不遗余力地引进人才以及对基础科学的大力投入。总的来说,论文发表质量在快速上升,但与欧美学术强国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科研“新气象”,开始浮现 
 
这一年,中国科学界频频发出改革的呼声,科技部部长也表示要给科研人员“松绑”,这给科学界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从1月31日《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印发到7月出台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简称《通知》),包括科技部在内的多个部门表示,要“下大力气给科研人员松绑,营造宽松环境”。《通知》,强调要科技领域“放管服”的改革要求,力求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提出“四大措施”,如“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等,但能否真正地有效解决科研界长期存在的痼疾,仍有赖于相关措施的进一步落实。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是,国内培养的博士也有好的上升路线。长期以来,国内高校对人才的海外身份过分看重。如何做到不问“出身和经历”、“英雄不问出处”,国内外培养的人才并举,这方面2018年已有好的发展势头。中科院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克隆猴”研究的第一作者刘真博士,在国内读完博士,后因博士后期间做出了出色的科研工作,2018年上半年也被破格提为神经所的独立课题组长。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8月份,覃重军合成酵母染色体研究的第一作者邵洋洋,原本打算在毕业后就去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杰夫·博克实验室做博后。博克也在进行酵母染色体合成的研究,只是最终只能得到2条染色体的酵母,始终无法合成1条染色体的酵母。如何留住一流人才,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此事件最后引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关注,他表示对做出重大贡献的青年学者,要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给予他们与海外优秀人才同等甚至更高的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邵洋洋最终选择留在国内。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科学家抱怨国内难以找到好的博士后,因为很多工作出色的博士选择去国外。未来青年人才是否选择在国内,而不是被逼出国门,还要看以上政策是否能落到实处。
 
除此之外,5月底《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对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部署,要求“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该《意见》还提出拟建立“水刊”黑名单,打造学术不端档案库,期待对净化中国学术环境有所裨益。
 
中国的大科学计划
 
2018年,国内几个大科学项目有了新的进展。
 
作为16个“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之一,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上海先后成立。
 
2018年3月,北京脑与类脑研究中心成立,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敏敏担任联合主任。该中心由8家单位共建,旨在“瞄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世界前沿和国家战略急需,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及创新团队,搭建综合性实验和研发平台”。两个月后,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中科院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张旭研究员担任主任。两个脑科学中心一南一北,显示中国对脑科学以及类脑科学的重视。
 
但国家层面的脑与类脑计划还没上线,国内是否会参照欧洲、美国以及日本启动国家脑科学计划,目前还不得而知。早在2015年年底,就有学者表示脑计划将上线,然而至今未启动。欧美以及日本的脑计划已经实施了近5年,并做出了许多重要发现以及开发出新的技术出来。2019年中国是否有新的进展?我们拭目以待。
 
2017年大型对撞机“建还是不建”的激烈辩论之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今年进一步推动该项目。2018年11月14日,高能所向外界发布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概念设计报告》,根据方案设计新的粒子加速器将达到100公里,超越法国CERN的LHC(27公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对撞机,项目耗资将达到300亿人民币(43亿美元)。这份报告为大型对撞机的构建提供了蓝图。
  
中国的探月计划“嫦娥工程”在2018年有了新的突破。12月8日,“嫦娥四号”探测器被成功送上太空,12月30日顺利进入预定的月球背面着陆准备轨道。它将开启人类首次的“月背之旅”。由中国领衔的重大国际合作空间科学项目——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eXTP)这一年也有新进展。3月2日,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会议,启动eXTP空间天文台背景型号项目。eXTP是由中国科学家发起和主导,合作单位有100多家,旨在通过对黑洞、中子星以及夸克星的观测,从而研究广义相对论、量子电动力学等重大科学问题。
 
除此之外,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方面也有新的进展。这些大科学项目的实施,得益于国内对科学技术关注以及对基础科研的持续投入。
 
来自民间的力量
 
10月27日,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在运载火箭“朱雀一号”发射升空,虽然在升空380秒后,由于三级分离出现异常,火箭最终发射失败,但这是中国商业航天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除了“上天”,中国的商业公司对“入海”也兴趣浓厚。11月下旬,“彩虹鱼”第二代着陆器已成功下潜到万米深渊,并开展相关采样科考工作。彩虹鱼的出现也使得中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全海深无人深潜器技术的国家。
 
近年来,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包括高科技企业对高等教育以及基础研究兴趣浓厚。2018年4月,西湖大学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吸引了国内外一流人才的加盟。从创立之初到被教育部批准,西湖大学只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它的迅速批准寄托了国人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期望,而未来西湖大学也将拥有更多的自由度探索科学前沿。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开始回馈母校。4月28日,李彦宏及其夫人,刘强东及其夫人分别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捐款,捐赠额度分别高达6.6亿元和2亿人民币。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两家科技企业将与高校的合作更为密切。
 
企业家关注中国的基础科学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设立民间科学奖。未来科学大奖和复旦-中植科学奖,可以看成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合作的典型案例。以未来科学大奖为例,它由顶尖科学家、企业家以及投资者,汇聚在一起设立。而复旦-中植科学奖则由复旦大学和中植集团设立。11月初,以资助年轻科学家为目的的“科学探索奖”宣布成立,该奖项由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饶毅教授等众多科学家一起设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将出资10亿人民币资助该奖项。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他们对创新充满了渴望,而创新的源头来自基础研究,因此双方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
 
令人堪忧的中国学术出版
 
雄心勃勃的开放获取S计划(Plan S)在欧洲愈演愈烈,该计划旨在让所有公共资助项目发表的论文免费阅读。12月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以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等机构公开表态,中国也支持OA2020和S计划,虽然此举赢得了国际同行认可,但中国的学术出版理念以及以及在国际上的学术出版地位令人担忧。现实的情况是,国内更多是跟踪国外的学术出版理念,通过与国外出版商合作提升自身品牌和影响力,以至于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以及论文发表平台。
 
尽管近年来中国学术刊物在发表论文数量、质量以及影响因子等方面都有所提升,但实际上,这种论断是忽视了国际学术出版商在以更快的步伐发展。在中国基础研究快速发展的局面下,学术出版增长是必然,不增长反倒是偶然。
 
在此并非将国外和国内学术期刊对立起来,有序的市场竞争显然很有必要,而是在思考国内如此众多小而散的学术出版社在新一轮的竞争格局中如何赢得自己的市场份额?《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办的科技期刊总量已达5020种,其中302种为英文科技期刊。中科院院士王恩哥此前也表示,国内的科技期刊“大而不强、多而不优”,总体上还停留在“小、散、弱”的小作坊时代。
 
近来年,几大国际出版商都加快了在中国的市场布局,在学术出版竞争以及人才吸引方面,国内出版社几乎全面处于劣势。国内原本这些出版社规模原本就比较小,有经验的学术编辑流失,会对学术杂志社带来不小的影响。如此局面要建设世界一流学术期刊,会遭遇非常大的困难。
 
伦理审批漏洞频出
 
今年年初,《科学》杂志专门讨论了不断涌现的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相关内容以专题“现代科学怪物”(A Modern Monster)出现。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年底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之后,我们更切身地感到科学怪物“弗兰肯斯坦”离每个人并不遥远,科学界需要更为严格的伦理规范。
 
11月底,两名基因编辑婴儿横空出世,令国际科学界震惊,也令国际同行质疑中国的伦理审批制度。中国的伦理审批存在问题并不是第一次被曝光,“贺建奎事件”只是再一次暴露了国内伦理审批的混乱。
 
1月初,《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一项中国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该试验通过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饰患者的T细胞,再回输患者体内,从而使患者的T细胞能够杀伤肿瘤细胞。据介绍,该试验的伦理审批很快地通过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的批复。该试验如果在美国进行,伦理审批会更加规范,并且只有在通过了临床试验申请后,临床试验才会被允许。而国内有很多试验仅通过了所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以及获得了患者知情同意书后,就开始执行,而并没有临床试验的审批,这种做法并不规范,患者的安全也不能得到很好地保障,它也为年底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出现,提供了萌发的“土壤”。
 
基因编辑婴儿的临床试验如何通过伦理审批?根据已知的文件,我们看到该试验已取得了深圳和美妇儿医院的伦理审批,并成功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登记,后因无法提交原始数据等因素而被驳回。如此伦理审批,恐怕只是过场。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机构在第一时间对该行为予以谴责。中国的科研群体以及相关机构也表明了立场,与其划分界限。
 
中美摩擦下的学术交流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作为争端之—高科技技术领域,其源头是基础科研,自然也成为了中美两国博弈的焦点。虽说科学无国界,但在贸易争端的大环境下,学术交流也遭受一定的影响。
 
8月20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发表了,关于保护美国生物医学研究诚信的声明(Statement on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U.S. Biomedical Research),表示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遭受威胁,并要求所有的受其资助单位,要对来自“外国”经费进行申查,并向FBI汇报。受此影响,中国成为了NIH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12月14日,美国NIH公布了关于外国对美国科研诚信影响的报告(ACD Working Group for Foreign Influences on Research Integrity ),确认了来自“外国”的招募计划正在“不当地影响和利用美国开展的研究”。作为海外人才引进计划——Thousand Talent也成为了敏感词。部分海外华人学者遭到调查,甚至遭到诋毁,如美国前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谢克平教授,被美国警方因涉嫌儿童色情被警方逮捕,最近又被证实这是一起虚假指控,谢克平无罪释放,但这已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学术声誉。
 
目前,NIH的审查主要涉及有无尚未披露的“涉外”研究经费以及是否有知识产权的流失,整体上来看,中美学术交流并未遭受大的影响,该事件未来如何发展,事态是否会继续扩大,目前还不得而知,中美双方科研管理层应保持密切的交流与沟通。10月24日,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发表了一份缓和紧张气氛的声明,强调了开放合作以及国际性人才对美国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年度关切
 
2018年,《科学》杂志将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评为“年度崩坏”,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已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不小的国际压力。暂且不说历史将如何评价此事件,它已经对中国的科学界产生负面影响。12月初,教育部要求全国各大高校进行自查,所有从事基因编辑及相关研究的学者需提交一份自查报告,以强调“科研伦理规范”。
 
经历了2017年中国出现107篇论文撤稿事件后,2018年论文撤稿以及论文造假仍是科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武汉大学学者李红良被人举报多篇论文涉嫌造假后,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启动调查,结论是“不存在伪造科研数据的行为”,但该结论难以令人信服,随后武汉大学重启了对该学者的调查。10月下旬,《中国青年报》曝光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至少有15篇“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知识分子》随后连线多名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他们表示“东窗事发,并不意外”。随后梁莹提出辞职,南京大学坚持继续调查,给出严厉的处罚。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也发生大规模撤稿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干细胞学者的大规模撤稿事件备受国际关注,该事件还牵连中国该领域的研究,因为中国在心脏干细胞领域投入了很多经费,而此次撤稿事件也说明,在科研领域盲目跟踪,可能会被带到沟里。
 
这一年,当欧美的metoo运动开始蔓延至科学界,多位重量级科学家受此影响遭到调查或辞退,南加州大学校医性丑闻事件不仅令该校校长被辞退,还面临2.15亿美元的罚单。2018年,中国科学界的metoo运动姗姗来迟。上半年国内高校也掀起了metoo运动,虽然在高校以及科研院所零星地曝光几个事件,但很快地就淹没下去。
 
非洲猪瘟病毒席卷全国,重挫国内养殖行业甚至部分科研工作,因为有些实验以猪为动物模型。基因编辑物也遭受“挫折”,欧洲收紧基因修饰物的监管,将其视为转基因来监管,国内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条例,欧盟的做法很有可能被过来拿来参考。
 
这一年也有很多华人学者从我们身边永远离开,如诺奖得主、光纤通讯之父”——高锟在长期与阿尔茨海默症做斗争后于9月23日离世,著名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12月1日突然离世,令科学界一片惊愕,中国空间探测专家王焕玉在做学术报告过程中突发心脏病于11月4号不幸去世。虽然这些学者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将化作星辰,永远照亮科学之路。
 
2019年,中国科学界将会发生什么,正如《自然》杂志在2019年展望中表示的那样,中国将继续加大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投入国家”,科学研究质量继续提升,对科研人员的科学评价以及体制将更加趋于合理以及科学,会有更多的国际人才进入中国从事科研。这一年,中国的基础科研仍将会快速发展。
 
 参考资料:
中国科技期刊现状:影响因子还不高缺好稿. 人民日报.
外国学者主导中国病人资源进行研究引发争议. 知识分子.
贺建奎等人的临床申请被驳回,因无法如期“提供原始数据”等文件. 知识分子.
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安全和科学的声明. 知识分子.
旗舰级X射线空间天文台启动:观测宇宙最深处. 人民日报.
南京大学教授被爆多篇论文涉嫌抄袭.  知识分子.
追问哈佛撤稿事件:那些盲目跟风者怎么办?知识分子.
学术地震:清华深圳研究生院一科研团队撤稿11篇,另有3篇更正.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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