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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撰文 | 王丹红(《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责编 | 陈晓雪
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
 
出乎意料,在其著名的中国学生的邀请和努力下,杜威戏剧般地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见证并参与到声势浩大的 “五四” 运动,发表200多场演讲,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席卷了中国学界;他获得崇高地位,孙中山先生登门拜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称他为“西方的孔子”。
 
在杜威访华百年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仍受到追捧,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38卷的《杜威全集》和《杜威在华学谱》,北京大学出版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等。但20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的多种哲学理念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一直有相当争议。
 
今天,在杜威提出并发展实用主义的两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看上去不那么实用的经典人文教育是其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
 
100年间,中美两国学界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评价大相径庭,而同时代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却极少在中国学界被提及和讨论。为什么?
 
胡适是杜威在中国最著名的学生。20世纪上半叶,东南大学梅光迪教授和以他为代表的“学衡派”,曾针锋相对批评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实用主义理论,但败下阵来,并被尘封和遗忘。如胡适所言:
 
“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 
 
今天,在中国学术界倡导通才教育、反省功利教育问题之时,我从胡适与《新青年》、梅光迪与《学衡》两条线索出发,追寻并反思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对百年中国教育的影响。
 
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Erskine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西方经典阅读,今天发展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核心课程——伟大书籍。来源:哥大全球中心。
 
目 录
一 1919年 杜威的京华烟云
二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三 “新大陆笔墨官司”
四  胡适暴得大名
五  话语霸权学术失衡
六  百年反思杜威哲学
 

一 1919年杜威的京华烟云
此种新文化运动(指五四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一二觉悟者(即《新青年》与《新潮》)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即 “五四” 运动)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孙中山 1919年12月《孙中山全集》(五)
 
查阅历史资料,我努力梳理杜威访华的来龙去脉,一个原本的学术访问,怎么成为影响中国学界百年的一场运动?
 
杜威在中国两年的讲学,是一个随机应变的意外;他在中国受到众星捧月般追捧、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旋风般的影响,更是出乎他的想象。天时、地利、人和,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杜威访华,是应自己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杜威抵达上海后三天,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见证并参与到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在上海,由胡适和蒋梦麟的引荐,孙中山到杜威住所拜访;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荣誉博士学位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彼时,杜威的著名中国学生还包括:南京高等师范学学校校长郭秉文、教务长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理事蒋梦麟等,他们均参与了杜威的访华事务。
 
杜威夫妇1919年2月9日抵达日本,2月25日至3月21日,在东京帝国大学作了八场演讲,他们计划在这场演讲系列结束后,到中国观光几周。3月13日下午,在东京寓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郭秉文和友人陶孟和的登门拜访,戏剧性地改变他的行程。
 
原来,获知导师在日本讲学,陶行知和胡适商量,邀请杜威到中国访问一年,并由“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并请即将取道日本赴欧洲的郭秉文和陶孟和,将邀请信送至杜威。但杜威当时只同意于5月到中国,在广东、南京和北京三地演讲,并将此行视为观赏风景,9月他将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授课。
 
杜威3月15日致胡适信,表达了对访学中国一年的不确定心态。胡适将杜威的回信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信中写道:
 
“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到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
 
“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是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了,我也愿意做。”
 
陶行知立即行动,他告诉胡适:“杜威先生对华接洽事宜,应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等师范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北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子民、蒋梦麟、沈信卿三先生磋商,并请赐教。”
 
北京大学校被动员起来了。1919年4月7日,蔡元培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电报:阁下若同意,杜威将在北京讲学一年,请回电。”
 
杜威仍有犹豫,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东京的朋友私下提醒我们,明年在中国,对薪水一事要格外小心,因为他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也很能赖得一干二净。这使得我每隔一天就想取消这件事情。”
 
1919年4月30日中午,杜威夫妇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在码头迎接,那时,他们的计划仍然是在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然而,谁也无法预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五四运动” 掀起的狂风巨浪,伴随胡适在北京大学讲堂上的积极宣讲、《新青年》等媒体的大力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青云直上,风靡中国。
 
二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杜威此行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政治主张,他只给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个方法分开来说,一是历史的方法,另一个是实验的方法。
 
——胡适 1921年7月11日
 
为了替杜威开路,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1919年5月2日,胡适在上海作了“谈谈实用主义”的演讲。
 
他介绍说,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一是悟得真理不是绝对,二是生存进化,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表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杜威的实用主义,一是方法论:不要空论不慕好听的名词,应注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效果;二是真理论:“真理都是工具”;三是实在论,人类应该从事实上求真理知识,去做真理的主人。
 
胡适将此前后的演讲稿整理成文,题为“实验主义”,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9年5月3日,杜威在上海开始了此行的第一场演讲,胡适现场翻译。当时盛况,从听众程天放的回忆中见一斑:那时我是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一天报载杜威博士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由适之先生翻译,我和许多同学都去听。当时,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评旧传统旧习惯,上海一般知识青年都震于他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 在电车上我们想象胡适一定是西装笔挺、神气十足,等他陪杜威走上讲台时,穿的是一件长衫,态度谦恭和蔼,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学者,大出我们意料之外。
 
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改变了主意,当晚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争取在中国讲学一年。他写道:
 
“他们(胡适和北京大学)都认为目前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一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坐镇,这将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我自己也极为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可让我了解东方思想和情况。因此,我希望哥大能接受教育部即将提出的建议。我个人所得也会是哥大所得。我相信由于我人在这里,就会为哥大招来更多中国和日本学生。”
 
5月5日早晨,胡适在蒋梦麟家,两位上海记者来访,方知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将青岛送给日本;胡适受到鼓舞;7日,他接到陈独秀北京来信,介绍“五四”的经过,同一天,他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游行。
 
事态遽变,8日,蔡元培辞职离京;在上海,胡适和蒋梦麟拜访了孙中山先生;12日,胡适回到北京。
 
12晚,孙中山到杜威寓所晚餐,他谈到中国人长期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却不愿行动,希望自己即将出版的书能够向国人证明“知易行难”……杜威认为,在西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过重实用反而不切实际;两人认可了实践的重要性。
 
杜威回忆:“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杜威夫妇5月29日抵达北京,见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他们在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在中国的生活很刺激,这句话很公允,我们所目击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7月,蔡元培同意回北大,他先派蒋梦麟代理,由此开启了蒋梦麟服务北大长达17年的经历。
 
杜威夫妇最终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1921年7月11日离京回美,胡适在当天出版的《晨报》发表文章 “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写道:
 
杜威先生在中国到过并演讲的地方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录已经出了十版,其余各种小演讲录……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胡适说 “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这是事实,但他没有讲出故事的另一面:与杜威哲学同时代的其它美国哲学理论,在中国或未被介绍、或被压制。
 
比如,杜威同事、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约翰·厄金斯(John Erskin,1897-1951)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倡导的 “新人文主义”,芝加哥大学校长倡导的以西文经典文学为基础的“伟大书籍”运动。
 
当杜威学派、胡适、文学革命在中国高歌猛进时,哈佛大学新人文学派、梅光迪和他的领导的学衡派,对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教授在青年学生眼中是犹如神一般的存在,梅光迪等人望尘莫及。
 
三 “新大陆笔墨官司”
 
 
青年时代的梅光迪和胡适是一对好朋友。胡适的 “文学革命”,即起源于两人1915年秋在美国的一场笔墨官司。
 
同样来自安徽,梅光迪比胡适年长一岁。1910年,胡适考取了清华庚款留美奖学金,赴美国留学。次年,梅光迪也通过这个奖学金到美国留学。1915年至1917年,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1915-1919年,梅光迪在哈佛大学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攻读博士。
 
1915年9月,梅光迪刚从美国西北大学毕业,正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度假,准备前往哈佛大学读博。9月17日,胡适诗赠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诗云: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
  ……
 
在这首诗中,胡适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并第一次提到“文学革命”。诗的本意是鼓励友人,却引发了胡适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9月19日,任鸿隽把胡适诗里的一些外国字连了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胡生往哥伦比亚大学》: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诗的最后一句,被胡适认为是挖苦自己“文学革命”的狂言。9月20日,胡适离开绮色佳到纽约,并在火车上回敬诗一首,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在这首短诗中,胡适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作诗要像作文一样,不必受声律的束缚。对此,任鸿隽、梅光迪极力反对。在随后的一年,双方争辩激烈。争论来来去去之间,胡适更坚定了做白话诗的决心,以及试验白话诗的想法。
 
1916年,胡适任《留学生季报》主编,发表自己所写白话文诗,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8月21日,他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八个要点:不要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僻谷、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募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同一天,致信上海《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陈独秀主张写实,反对古典主义,他在回胡适信中写道:“文革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之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宣言:《文学改良刍议》。
 
上海燃起的文学革命之火,燃烧到了北京,遇到蔡元培,又燃烧到全中国。
 
四 “暴得大名”
 
 
青年教授胡适,在中国“暴得大名”,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背景。
 
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那一年,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9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是联结这三位天南地北、背景殊异的学者的纽带。
 
1916年12月26日,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总统任命令,成为北京大学校长。赴任前,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赴任有碍名望。但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息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1917年1月4日,当49岁的蔡元培乘马车进北大时,陈独秀正在北京办事。经友人推荐读了《新青年》后,蔡元培聘陈独秀成为北大文科学长;38岁的陈独秀向校长推荐了胡适,并将《新青年》总部迁到北京;5月22日,26岁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答辩,6月启程归国。9月4日,蔡元培签发聘书,胡适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声誉鹊起。
 
胡适在北大的第二年,除任《新青年》编辑外,又辅导北京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清、顾颉刚等,于12月创办一个刊物——《新潮》(英文名为 The Renaissange,文艺复兴),宗旨是批评精神、科学主义和革新文词。《新潮》与《新青年》有姊妹刊之称。
 
学者余英时探讨了胡适在这一期的出现和思想背景,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他写道: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孙中山对北京大学的期许,两年后成为现实。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五 话语霸权学术失衡
 
白璧德认为,相对于人道主义而言,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个体的完美,而非使人类全体都提高这类空想;虽然人文主义者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同情,但他坚持同情须用判断加以训练和调节;真正的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两者间保持着一种恰当平衡。
 
在1919年 “五四” 运动前后时期,以胡适为主的“新文化派”和以梅光迪为主的“学衡派”,均在为古老中国寻找新的转机,希望中国文化复兴。但是,他们在接受和选择欧美文化时的不同认识,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抗衡中,“学衡派” 一路败北。
 
在明星教授胡适等的带领下,《新青年》走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在哈佛大学,梅光迪对新文学运动深感愤怒,找到哈佛同学吴宓(1892-1978)。
 
当时情形,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1894年至1925年》中回忆:“彼(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招兵买马,到处搜救人才,联合同志,擬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梅光迪1919年7月回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1921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光迪、胡先驌、柳诒徵、吴宓等,加入论战,组成 “学衡派”,其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吴宓住所创立,吴宓被推举为 “集稿人”。
 
梅光迪表示,《学衡》“立足点是儒家学说”,与新文化激进派 “打孔家店” 公开对立。学衡派领导人强调道德和文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方式和生方式。
 
吴宓认为,政治实业等皆须有“宗教精神充盈其中”。他批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 “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种。沉溺于淫污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针对批评意见,胡适表示,文学革命早已胜利,且已牢牢占据中国新文化的统治地位,几个留学生反对,已毫无力量了。
 
1933年7月,学衡派美国导师白璧德在美国逝世,《学衡》也在这一个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学衡》杂志共出79期。
 
六 百年反思杜威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反智的,它不同于经典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后两者将智力视为教育目的本身,而实用主义将智力当作工具和方法。
 
——《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和学院历史》(第四版)1997
 
 
1900年左右,正是美国承德国大学体制,实现现代化之时。
 
而创办柏林大学(洪堡大学前身)的德国学者冯·洪堡( von Humboldt,1767-1835)依据了两项新人文主义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他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广泛的人主和学问基础上,不断拓展知识领域,寻找新知识,而不应该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他认为,从新人文主义出发,修养或通识性的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技艺无关。
 
1997年出版的《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和学院历史》(第四版)(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在第14章专门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包括杜威的实用主义观念和经典人文教育理念之争,书中指出: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反智的,它不同于经典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后两者将智力视为教育目的本身,而实用主义将智力当作工具和方法。
 
在杜威1919-1920年访问中国之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约翰·厄金斯教授正在创办本科教育的 “荣誉课程”,引导学生阅读西文经典著作。1929年,在芝加哥大学新任教授哈钦斯的倡导下,发展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伟大书籍运动。
 
但是,受杜威实验用主义观点的左右,这一时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均对此没有介绍。比如杨荫榆(1884-1938)1918-1922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陈鹤琴(1892-1982)1917-1919年在哥伦亚大学学习教育,是杜威实验主义理论在中国积极的实践者。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回忆杜威: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
 
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梅光迪为道的“学衡派”与胡适为领导的“文学革命”之争,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胡先骕在《朴学之精神》中,比较了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学风后说:“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礼。”
 
从1915年跟随杜威,到1952年杜威逝世,胡适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最坚定的信徒。
 
1921年7月11日,胡适在《晨报》发表文章 “杜威与中国”,他写道: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
 
1952年12月,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邀请,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在师范学院发表演讲,题为 “杜威哲学”,他说:
 
“1919年(民国8年),杜威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几个他的学生,在他开讲以前,举行了几次公开的讲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绍。我的讲演有一部分收进了《胡适文存》。像《实验主义》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学》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最新的教育理论,不但影响了全美国的学校,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影响了革命初期的俄国。苏俄那时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论制定的,后来革命的倾向改变,整个教育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界自1919年到现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1948年12月16日,当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夫人乘飞机离开北平时,他可能未曾料到,他永远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北京大学,也永远失去了小儿子胡思杜。
 
今天,在纪念杜威访华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杜威哲学为何在中国一枝独秀?
 
第三稿 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 9:00PM
 
  参考资料:
1. 白吉庵著《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
2. 蒋梦麟著  《蒋梦麟自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 沈卫威著  《“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4. 对胡适“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师杜威http://book.ifeng.com/special/wusiwenrenpu/list/200905/0501_6351_1135327.shtml
5. 胡适:杜威哲学.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778.html
6.中国和日本的反差,杜威百年前怎么看?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112/dewey-china/
7.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6533420/
8. 梅光迪胡适此人留學時就對胡適表示不服,卻為何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https://kknews.cc/history/l265apg.html
9. 顾红亮:《杜威在华学谱》: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https://new.qq.com/omn/20190501/20190501A04A2V.html
10.杜威、孟禄访华与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派别纷争http://www.sne.snnu.edu.cn/xsjt/jsjy/jxhd/lunwen/se013/01302.htm
11. 欧阳健: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535.html
12. 孟凡茂:关于胡适应聘北京大学及其他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726/c404063-30171103.html
13.程新皓人文主义的谱系https://zhuanlan.zhihu.com/p/22481788
14.眉睫: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学位与职称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6/20/nw.D110000zhdsb_20120620_2-14.htm
15. 单中惠:杜威:“西方孔子”在中国http://www.jyb.cn/zgjyb/three/200706/t20070608_89648.html
16.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 新星出版社. 2001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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