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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姜克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 王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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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已经是一个共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大的效益。但是这里存在时间差的问题,一代人的投入带来的效益要未来几代才产出。反过来说,如果这一代人不应对气候变化,会给后代带来损失。

 

那么,现在的一代人,在代际公平问题下,如何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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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成本加速下降

 

 

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大幅度减排温室气体排放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果。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次报告就都有这样的结论。不过,这些结论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质疑。

 

现有的评估减排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模型,绝大部分是以一般均衡为方法的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最大的缺点是无法对技术进步给出充分的表达,导致对长期减排进行分析的时候,对重大技术的成本下降不能充分反映,而且对于新兴产业的出现也无法给出描述。这就导致得到任何减排都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结论。

 

而在现实世界,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和出现已经很迅速。这些变化,使得我们需要再次审视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早期,我们一直认为减排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高成本的事情。2005年我国的GDP为18.7万亿,2010年为40.3万亿,2019年接近100万亿。而基本同期,2008年到2018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90%,其他技术如风电、电动汽车等,成本也有明显下降。过去的高成本,现在就弱化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光伏、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远远超出以前的所有规划,近几年占据世界新增装机的一半。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发展在我国并不是在温室气体减排的驱动下实现的。我国的雾霾治理行动,能源革命理念的实施,以及产业自身的发展意愿是引发新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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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带来新机遇

 

 

近期欧盟发布的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中和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向气候中和经济的转变预计会对GDP产生温和或积极的影响,估计到2050年由此得到的收益将最高达到GDP的2%”。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其分析的框架也很有借鉴意义。一个领先转型的地区,会首先享受转型的效益,欧盟在这方面走在前列。

 

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一信息意义更为重大。中国很可能和欧盟一样,深度减排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正面效益。考虑到中国更容易转变,包括技术设备基础设施和制度更新更快,也就更加有转型的基础,因此深度减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也可能比欧盟更加显著。

 

温室气体的深度减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效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扩大新兴产业的发展,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经济对扩展转型是始终存在的,守着旧有的产业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无法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技术和产业。历史上多次重大发展阶段,都是由技术的出现而发生变革的。深度减排需要技术的创新,包括可再生能源、核电等清洁能源供应技术,以及消费端的运输工具的电动化,高效节能技术,零排放生产工艺等。和原有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技术相比,这些新技术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变革,代表着能源系统未来发展方向,顺应它,就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二是对于领先地区和国家来说,领先的技术会更大地占据全球市场,带来本地区和国家经济的效益。欧洲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已经在享受技术领先的成效。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说气候变化是中国的阴谋的来源。尤其对于中国来讲,这种发展空间尤为重要。在既有行业的知识产权基本已经被发达国家占据的情况下,扩展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领域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机会。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的效益和其他领先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可能会更大。

第三,也许更加重要,实现1.5度温控目标的减排途径,有可能带来经济格局和产业的重大变化。实现1.5度目标的减排途径是要在2050年左右全球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就需要突破性的技术转型。除了上面提到的光伏、风电、核电技术外,实现近零排放的工业生产会在未来不长时间内给传统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比如,以氢为基础的工业就是一个可以产生巨大冲击的技术。氢和碳反应,可以得到乙烯以及其他有机化工产品。利用清洁电力电解水制氢,再制造原来以石油为基础的石化产品,一方面可以实现生产和产品的近零排放,同时也将改变这些产品的区域布局,而今天既有的工业布局将会被打破。例如,如果在青海安装1亿千瓦的光伏用于乙烯生产,就可以生产目前全国的乙烯需求量,而青海的光伏发电潜力在20亿千瓦以上。电价在1毛钱以下,就可以和沿海的石油化工进行竞争。而目前青海已经有几十亿千瓦时的电在1毛钱以下。

 

在2050年深度减排情景中,预计我们未来可以看到: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迁移至可再生能源条件好富足的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张家口等地,实现清洁化生产;无人驾驶电动车发展使得小汽车需求明显下降,全球汽车生产从目前的9000多万辆下降到2040年左右的3000多万辆,对汽车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如果能够认识到未来深度减排下的变革,从技术研发和战略安排上明确未来出路,就可以把握机遇,增加我国的经济发展机会,完全摆脱减排是负面成本的认知,为我国的发展扩展一个新的通道。在全球都致力于转型的格局下,我们需要更前瞻的布局,不要错失良机。

 

现状并不乐观,我们还没有走在前列,就是因为认知还不清晰,现在的气候变化政策软弱,还无法指导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格局。一旦确认了方向,我国有很多可以投入的领域,如大幅度加大第五代核电等先进核电技术、以氢为基础工业工艺技术、碳捕获和埋存技术以及 CO2利用技术等的研发投入。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撰文 | 姜克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 王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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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已经是一个共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大的效益。但是这里存在时间差的问题,一代人的投入带来的效益要未来几代才产出。反过来说,如果这一代人不应对气候变化,会给后代带来损失。

 

那么,现在的一代人,在代际公平问题下,如何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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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成本加速下降

 

 

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大幅度减排温室气体排放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果。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次报告就都有这样的结论。不过,这些结论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质疑。

 

现有的评估减排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模型,绝大部分是以一般均衡为方法的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最大的缺点是无法对技术进步给出充分的表达,导致对长期减排进行分析的时候,对重大技术的成本下降不能充分反映,而且对于新兴产业的出现也无法给出描述。这就导致得到任何减排都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结论。

 

而在现实世界,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和出现已经很迅速。这些变化,使得我们需要再次审视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早期,我们一直认为减排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高成本的事情。2005年我国的GDP为18.7万亿,2010年为40.3万亿,2019年接近100万亿。而基本同期,2008年到2018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90%,其他技术如风电、电动汽车等,成本也有明显下降。过去的高成本,现在就弱化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光伏、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远远超出以前的所有规划,近几年占据世界新增装机的一半。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发展在我国并不是在温室气体减排的驱动下实现的。我国的雾霾治理行动,能源革命理念的实施,以及产业自身的发展意愿是引发新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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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带来新机遇

 

 

近期欧盟发布的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中和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向气候中和经济的转变预计会对GDP产生温和或积极的影响,估计到2050年由此得到的收益将最高达到GDP的2%”。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其分析的框架也很有借鉴意义。一个领先转型的地区,会首先享受转型的效益,欧盟在这方面走在前列。

 

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一信息意义更为重大。中国很可能和欧盟一样,深度减排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正面效益。考虑到中国更容易转变,包括技术设备基础设施和制度更新更快,也就更加有转型的基础,因此深度减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也可能比欧盟更加显著。

 

温室气体的深度减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效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扩大新兴产业的发展,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经济对扩展转型是始终存在的,守着旧有的产业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无法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技术和产业。历史上多次重大发展阶段,都是由技术的出现而发生变革的。深度减排需要技术的创新,包括可再生能源、核电等清洁能源供应技术,以及消费端的运输工具的电动化,高效节能技术,零排放生产工艺等。和原有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技术相比,这些新技术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变革,代表着能源系统未来发展方向,顺应它,就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二是对于领先地区和国家来说,领先的技术会更大地占据全球市场,带来本地区和国家经济的效益。欧洲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已经在享受技术领先的成效。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说气候变化是中国的阴谋的来源。尤其对于中国来讲,这种发展空间尤为重要。在既有行业的知识产权基本已经被发达国家占据的情况下,扩展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领域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机会。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的效益和其他领先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可能会更大。

第三,也许更加重要,实现1.5度温控目标的减排途径,有可能带来经济格局和产业的重大变化。实现1.5度目标的减排途径是要在2050年左右全球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就需要突破性的技术转型。除了上面提到的光伏、风电、核电技术外,实现近零排放的工业生产会在未来不长时间内给传统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比如,以氢为基础的工业就是一个可以产生巨大冲击的技术。氢和碳反应,可以得到乙烯以及其他有机化工产品。利用清洁电力电解水制氢,再制造原来以石油为基础的石化产品,一方面可以实现生产和产品的近零排放,同时也将改变这些产品的区域布局,而今天既有的工业布局将会被打破。例如,如果在青海安装1亿千瓦的光伏用于乙烯生产,就可以生产目前全国的乙烯需求量,而青海的光伏发电潜力在20亿千瓦以上。电价在1毛钱以下,就可以和沿海的石油化工进行竞争。而目前青海已经有几十亿千瓦时的电在1毛钱以下。

 

在2050年深度减排情景中,预计我们未来可以看到: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迁移至可再生能源条件好富足的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张家口等地,实现清洁化生产;无人驾驶电动车发展使得小汽车需求明显下降,全球汽车生产从目前的9000多万辆下降到2040年左右的3000多万辆,对汽车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如果能够认识到未来深度减排下的变革,从技术研发和战略安排上明确未来出路,就可以把握机遇,增加我国的经济发展机会,完全摆脱减排是负面成本的认知,为我国的发展扩展一个新的通道。在全球都致力于转型的格局下,我们需要更前瞻的布局,不要错失良机。

 

现状并不乐观,我们还没有走在前列,就是因为认知还不清晰,现在的气候变化政策软弱,还无法指导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格局。一旦确认了方向,我国有很多可以投入的领域,如大幅度加大第五代核电等先进核电技术、以氢为基础工业工艺技术、碳捕获和埋存技术以及 CO2利用技术等的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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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现任主编为周忠和、毛淑德、夏志宏。知识分子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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