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宇在“知识分子沙龙”活动上发言。

 

导语：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对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的知识青年来说，好像“天亮了”。1977年至今，超过1亿名莘莘学子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高考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国选拔人才的最主要制度，也是最受关注的教育话题。在今年高考结束后不久，“知识分子”组织了主题为“我的高考，我看高考”的线下沙龙活动，邀请了数位1977年、1978年高考亲历者、高考制度研究者以及大学校长和社会学者，共同回顾恢复高考的历史，并深入探讨高考制度改革的现实意义，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刘学红（北京大学77级、原中青在线总经理）、谢宇（上海工业大学77级、《知识分子》主编）、汤超（中国科技大学77级、北京大学教授）、张曼菱（北京大学78级、作家）、刘志军（河南大学副校长）、张端鸿（同济大学高教研究所讲师）。他们分享了自己参加高考的故事和人生经历，也针对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特别致谢“知识分子·教育观察”栏目主持人、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先生担任这场活动的主持人。这是一场不可多得的具有普世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碰撞。我们将陆续选登嘉宾的精彩观点，今天推送的是谢宇教授的发言。

 

发言 | 谢宇（《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

整理 | 徐可

 

谢宇教授1959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镇江市。1977年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冶金工程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硕士和社会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15年，谢宇与饶毅、鲁白共同创办《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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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在普林斯顿教书，经常有学生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窍门？”我说，实际上很简单，你不需要去买什么《我的成功》、《我的事业》这一类的书。反思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运气好，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一生。

 

1976年，我中学毕业，当时我父母被下放到农村，在农村的医院里面工作，而我也面临下乡。但是还没有等到安排我下乡和工作，到1977年，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一下子出现了高考。

 

我年纪比较轻，不听老师的话。我父母说我不听老师的话，不是好孩子。老师认为我不认真学习。没有一个人看好我，认为我以后就是一个没有出息、没有出路的人，或者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人，因为我讲话比较直，喜欢批判。所以大家都不看好我，特别是老师也不喜欢我。我当时并不在乎，也不知道未来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但就觉得做我喜欢的事情就行了。

 

这时候高考出现了，谁也没想到还会有高考，也没能想到还能上大学。我们在农村生活的人，都觉得上大学就像去天堂一样，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当时想过为国家、为人民做些贡献，想做个不寻常的人，想要度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我觉得当时自己周围的人好像都太平凡了，包括我们大队的书记、公社的书记等等，大家生活太平凡、毫无意义。我只知道我想要有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但不知道这个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这就让我很厌烦。这时候，高考就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出路。

 

当时老师们都知道我很聪明，他们说：“我们这所中学大概十年来所有毕业生里面有只有你一个人能考上”。后来，的确我们镇上就只有我和一个学体育的学生考上了。

 

高考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假如没有这场考试，我连26个字母也不会，更别说日后的学术成就，这一切都是从上大学开始的。我本来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没有出息的、没有出路的、被社会抛弃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人，高考让我一下子变成一个有机会在学术上做自己喜欢的与众不同的事情的人。可以说，没有高考，我就很难有这样一条出路，所以我很感谢邓小平。

 

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真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事情，它不仅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人生，从对社会的意义来讲，后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科技的进步等等更是与高考的恢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从这点来讲，当时恢复高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对社会特别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情。

 

高考是社会流动的途径 

 

我研究的方向是社会不平等、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在每个现代社会国家，教育都非常重要，在中国尤其重要。现在中国的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收入、财富、各种资源的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相差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担心会不会出问题。

 

对此，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后发现，中国人在心理上接受不平等的程度非常高，容忍度非常高。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一般的群众对不平等接受度比较高，特别越是底层的人反而接受度更高，觉得不平等没什么了不起；而有文化、有层次、有地位的人的接受度有时候被认为还不够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现在的媒体宣传中，经常认为重要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应该享受比较好的待遇，也就是根据你的能力、业绩、贡献来评定你的回报、收入、地位。这种认识是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不平等本身并不要紧，只要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渠道是正当的，就是受认可的，地位获得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

 

► 大学时代的谢宇。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就是获得地位的一种合法途径，比如说，什么样的人能做老师、做医生，都是需要以其所接受的教育作为基础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知道教育对社会地位的获得很重要。即使是家庭经济地位低的人，他还是有这种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这种相对机会叫社会流动。如果社会流动是开放的，就算存在不平等，但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只是你的机会多，我的机会少，但我努力一下可能就补上。笨鸟先飞也好，或者是下苦功也好，如果我下了功夫弥补了我先天的不足，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假如个人的教育的获得更多受到家庭背景的约束，他没有可能通过大家认可的那种合法化的渠道，来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从整个社会来讲，一定要对所有的人开放社会流动的渠道，让人们觉得大家都是有机会的，而且这种机会是合法的、公开的，是被大家认可的，是一种游戏规则。现代社会和我们当时读书时的社会很不一样。我经常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你再有才能，你再努力，你也不一定马上被认可，不会说因为读了大学马上被认可；而在我们当年，戴一个大学校徽走出去，大家都会很认可你。

 

现在，财富的产生、资本的力量，还有政府体制、行政系统也比以前强大得多，相对来讲底层人民从教育获得地位上升的这种渠道比以前削弱了，而且他们的声音也比较低。

 

总而言之，我对具体的政策没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教育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获得社会地位的渠道，这个渠道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应该是公开的，是合法的，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即使在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下，它也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保持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

 

不能割裂地来看高考

 

高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层次中，和其他事情都是挂钩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教育和高考单独来看。高考影响到工作和回报，这是后话。前面还有中学、小学，还有幼儿园。所以从一定程度来讲，高考问题是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能够单独地讲高考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了，应该说是市场发挥的作用更多。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管理的程度增加了，政府的角色强化了，行政化程度比较高，社会不良现象也增加了。那么，在当下，是不是最好的人就一定会坐在最好的岗位？不尽如此。有人说，我们的教育体制太扼杀个性，比如说学校的自主权太少，给系所的自主权太少，给老师的自主权太少。比如很多老师不能够招自己真正想要的研究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规定。

 

假如政府的权力太大，就会变成很多东西只能用分数衡量，分数是一种简单化的衡量手段。人实际上是有异质性的，就算考分一样，个性不一样，他的潜在能力也不一样。老师、学校也是同一个道理。除了“985”“211”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专业，并不是说一定是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当整个社会把所有的人都同质化了，都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来排位，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存在问题的。

 

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就一定要上北大、清华？实际上我们新建的很多学校都是很好的学校，任何地方的学校都可以出人才。在美国，任何一所前100名、200名的大学都可能出人才。而我们的做法太简单化了，看分数、学校就知道你大概是在什么样的范围，雇主招聘时候也一样，这种做法降低了管理成本，却带来了很多问题。

 

现在的高考没有体现人的异质性

 

同质性太强对学生而言不是好事情。因为他们会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么想，比如说，现在的北大清华的学生家庭背景大都比较好，家庭背景相似，经历相似，同质性较强。但实际上，你应该要和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我们这里讲叫做多元化（diversity）。我熟知的一位教授针对苹果、谷歌等高科技公司做的研究，题目是“什么样的团队最能够成功？”。他的主要观点是，团队里应该有不同的人，异质性很强的人，文化、性别、教育背景、专业、国籍，等等，越是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越能够产生创见。

 

► 谢宇和大学时代的导师徐匡迪（中）合影。

 

而反观我们国家的考试制度，学生能够考一样的分数，经常看的书也都大同小异，背的课本也一样，想法也相似，这样就太同质化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要讲高考出了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不是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出了问题，是不是说整个社会结构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更大的问题，而不只是高考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高考？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总结起来有三点，一是文化，二是政治，三是经济结构。

 

 

首先，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作为官考的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官考实际上也和中国的政治结构有关系：中国的政治机构规定了不能任用亲戚，但官员的权力很大，很多人都想做官，这个官职到底给你还是给他呢？没有标准，所以到汉代有了推荐制度，后来发现推荐的不靠谱，是具有一定主观性的。所以，到了隋朝就变成了考试制度。这是历史上的原因。

 

中国人不管在哪里，都喜欢考试，野心（ambition）也都很高。我们在美国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美国的白人，在同样的学校里，那些来自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学生，他的读书欲望（expectation）比较低；反之则比较高，呈现一种斜率的分布。亚洲人是不管他的家庭地位多高，都有很高的读书欲望，这条线基本上平的。我们在中国的中西部也做了一个调查，情况类似：父母都没有高中毕业的，有将近50%的希望小孩读博士，期望非常高。

 

第二，体制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讲，处于一个“强政治”的环境。我们有教育部、有很多学校，在选拔学生和人才时，最方便、最容易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看分数，这样可以按照计划规范行事。在这样一个体制当中，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替换的，每个学生也是可以替换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数字，就是一个编码，没有任何特征，这样，我们就很难去真正了解每一个人、每一所学校。

 

第三，经济发展使中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有约85%的农民。我们的父辈很多是不识字的。我们当时的大学录取率是5%；现在中国的毛入学率接近美国，是很高的一个数字。工业化社会就是把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了，而从事非农的工作就需要发展教育，因为农民传统的农业知识实际上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需要上学也不需要系统地学习。但在非农业社会，要找工作，就要看你的文凭，接受教育成为进入市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还有，实际上，整个社会，无论是它的价值观，还是它的体系，都是单一化的，是整个官僚的体系。什么处级、副处级、局级，我是什么级别，别人是什么级别……这种与官场相应的等级制度、符号、身份，在中国社会，对人们很重要。你说杨振宁需要说自己是某某长吗？不需要，杨振宁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很多人都需要一个招牌，因为他已经没有内涵了。在等级社会，改变每一个行业的办法都是排座次，所以，一个外部的评价标准也就应运而生了。但中国不是一直这样的，比如说鲁迅、蔡元培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有个性的。

 

北大清华毕业生获得的好处太多了

 

在中国，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北大清华毕业生获得的好处太多了。在中国，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所得到的回报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所得到的回报。在美国，你去个哈佛、普林斯顿没什么了不起，你就是去了一个学校，是一个好的学生而已。

 

► 谢宇说，当年戴着大学校徽就会很受尊重。

 

在就业、工作、社交，甚至谈恋爱找朋友方面，北大清华毕业的都受优待。甚至高校招老师，有人说差不多背景的人，我看不出谁好谁不好，但我们就要北大清华毕业的，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这个信号太大，利益太大，回报也太大。家长对上清华北大名校的热情非常高，这个社会给他们这些上清华北大的人的回报也太高，这不合理。

 

随着大学入学率的提高，我们的文化不适应这种现状。以前是几百个人里面、几千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读书的；现在富裕了，大家都读得起书。这样，读书就应该变成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一个常态，并不要把它捧得太高。上好的大学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你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讲，你们是运气好，因为考试当中多出来的一两分都是随机的现象，你就是比人家运气好才进来了。即使你真的智商高，也不一定做得出成就。不要太认同考分高的人，比如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大学没有毕业的，我觉得马云也蛮好，普通学校的大学生也可以做得很好，社会应该提倡每个人都是优秀的这样的风气，即使考不上北大清华，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上名牌大学。既然是精英，精英一定是少的。其余的大部分人也要有出路，要有追求。

 

所以中国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是“北大清华”的问题，是大多数人不读北大清华，读普通高校或者读普通专科技校，他们不受老师的重用，他们挨父母的骂、被骂没出息，整个社会也不重视这些人，他们是受苦的。

 

所以整个社会要改，首先从教育上、从政治上，要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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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1：您从工科领域到社会学，然后从事社会学研究，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的？

 

谢宇：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志愿几乎都是自己填的。那时候社会需要冶金，所以我就学了炼钢。当时我们都认为科技就能够救国，后来读了两三年大学以后就发现并不是这样。我们当时不许转专业，所以我就读完了冶金专业。在我们77级那一届，不仅恢复了高考，还有一次机会，就是教育部组织的选派出国，据说也是邓小平做的。于是，本科毕业后，我就考了科学史专业，官派出国。

 

我学科学史的原因就想了解西方的历史和它的文化。我觉得科学技术与经济和其他都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就想去了解西方的哲学和文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本身又对现代社会很感兴趣，所以我当时暑假没事就选了一门课，叫做社会学方法。在这门课上，我碰到一个老师，老师说，你这么有才，应该来学社会学。我说我没有钱，他说你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让我改学了社会学。后来，我也碰到两三个这样的老师，说我很有才，应该改专业。我说不能再改了，我已经改了两次了。我还遇到过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他也要我转学经济学，我也没改。回首这样一段经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社会分工就是应该让每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做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观众提问2：想要请教一下谢宇老师，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你创办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公众号是怎样一种情怀或者是怎样一种期待。您认为高考或者高等教育在培养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上应该承担怎样的职责？

 

谢宇：我不认为我是“公共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首先，我觉得社会一定要有分工，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不喜欢被人管，我也不管别人，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而我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独立思考。我觉得中国的种种传统使得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思维、知识面、意识形态都太单一。我们要有创见，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去怀疑和挑战权威。没有怀疑，就不可能有科学，也不可能有爱因斯坦，不可能有牛顿。

 

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知识的本质也是怀疑。我们要怀疑就是要跟权威做挑战，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要独立思考。所以，我们创办《知识分子》的初衷或者目标主要是给中国带来一个不同的价值观。用饶毅的话来讲，就是科学价值观，就是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对我来讲，就是个人为主体，自己为自己考量，而不是依靠一个单位、一个课本、一个系统的体制来想问题。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以个人为代表的个体甚至产品。我觉得，目前我们缺乏有个性的产品和企业。

 

我觉得人的价值就在于个体而不在于群体。我们都吃同样的菜，上同样的学校，受同样的教育，喊同样的口号，看同样的东西，这样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大趋势，但是这与人类本身的文明是相违背的。你去读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人文主义，就是把人的本质解放。追求一个人的异质性，而不是被同化掉。这就是我想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