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Jane Qiu

翻译 | 张智起

责编 | 蒋海宇

蒲：中国水污染情况如何？

马：2006年，我们成立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一个非政府组织），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水环境状况。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将水质、水污染物排放量和废水污染源等数据汇总在一起，形成水污染地图数据库。根据监测显示，局部地区水污染有所改善，但总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大以及农业活动的加剧，污染蔓延到了更广的地区，包括很多河流的上游甚至源头。

蒲：南水北调工程对水质的潜在影响是什么？

郑：在长途运输过程中，水必须经过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有可能会被污染，存在很大的风险。而且，不同地区的水域含有不同的化学成分。南方的水与北方的水会如何相互作用也需要研究。最后，还有生态问题。由于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地下水位已下降数十米。南水北调将导致地下水位变化，但给地下水质带来的具体后果尚不清楚。

蒲：湖泊污染情况如何？

沈：我所在的机构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率先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湖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地湖泊状况差异较大。我国主要有五个湖区，其中青藏高原湖泊数量最多，约占湖泊总面积的50％，这些湖泊大多数是原始和未受污染的，中国西北部湖泊面临的挑战是干旱化，而不是污染，那里的湖泊正在迅速萎缩。

湖泊数量第二多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占湖泊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该区域中超过80％的湖泊受到严重污染，主要问题是富营养化——由于排放含磷物质（如肥料、牲畜粪便和污水）而产生的营养过剩。这个地区受影响最典型的是太湖和巢湖，2007年，无锡因太湖富营养化而出现严重的水危机。

第四湖区位于中国东北部。它们很浅，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尤其是工业重金属以及农业化肥和农药。最后，云南和贵州省的湖泊受到人类影响的程度不同，这里的低海拔湖泊，如滇池和洱海，也有富营养化现象；而高海拔湖泊，如泸沽湖和天才湖，基本保持原始状况。

蒲：《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对湖泊污染有何评论？

沈：形势依然严峻。例如，太湖只有24％的监测点的水为III类或更好。而巢湖63％的监测点的水为适合工业使用的IV类，其余为适合农业使用的V类。滇池所有监测点的水质均为V类。

蒲：地下水呢？

郑：根据国土资源部近期的资料，取自5100个监测井的地下水样品中有62%分别为IV类或V类，在环保部2100个监测井中，IV类或V类的比例约为80％。在松花江和辽河流域，90％的地下水为IV类或更差。地下水污染形势严峻并持续恶化。然而，到现在为止，地下水污染受到的关注却远远小于空气和地表水污染。可是如果不同时考虑地下水，就无法保证地表水清洁，它们紧紧相连，是同一系统的组成部分。

马：地下水污染是对公众健康的一个主要威胁，因为多达70％的中国人从地下获取饮用水，所以防止地下水污染非常重要。要治理地下水，特别是深层含水层的污染非常困难和昂贵，所以预防污染非常重要。这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因为地下水污染可能会影响公众健康，破坏有限资源，威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蒲：我认为地表水一旦被污染，就会污染地下水，因为它们是相互连接的。这是地下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吗？

郑：这只是地下水被污染的一种方式，还有几个直接影响机制。例如，垃圾填埋场的有毒物质可能会渗入地下直接污染地下水，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是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如果主要城市的污水管道泄漏（很多确实在漏），那么废水也可能会进入含水层。

蒲：这种严重污染对饮用水质量有什么影响？

陶：中国拟投入巨资，将92300公里的主管道和数千个水处理厂升级为发达国家水准。但是因为处理污水需要大量的能源以及昂贵的技术和化学品，保护水源区仍然是保护饮用水质量最重要的因素。理论上，经过恰当处理的废水可以饮用，但处理的成本很高，难以大规模进行。就标准而言，我们希望水源区的水可达到II类。但由于污染严重，即使水源地标准已降至III类，许多城市仍然尚未达标。 

沈：在中国，保护水源地并不容易。在发达国家，水源地保护力度非常大，人类活动的影响保持在最低水平。由于人口压力，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太湖，除了作为水源外，还有许多用途，如水产养殖、旅游和航运。

无锡2007年的水危机很不寻常，蓝藻水华爆发后，藻类堆积在湖岸边并发生腐烂，继而，湖流将嗅味物质运送到为水厂供水的水源区。在通常的沉淀和过滤程序中，没有发现水有问题，水也符合所有标准。但它含有一种硫化物，不在日常测试的列表中。该硫化物让这片水域发出一种特别恶臭的气味，衣服洗后几天仍然有臭味。这表明我们需要努力研究新型嗅味化合物。

蒲：大家都关心自来水的质量。我们都知道中国自来水是不可直接饮用的，大家都饮用瓶装水。如果地下水被污染了，瓶装水还安全吗？

陶：偏远地区的地下水仍然是原始的。瓶装水公司经常以自己水源地的原始性为豪，比如昆仑山，其水源来自青藏高原昆仑山，工厂在海拔41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工厂。瓶装水是受最高监管标准监管的。

蒲：我们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是否有可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有一天我们的自来水也可以直接饮用？

陶：中国最新的饮用水标准，即各种污染物的限值，与欧盟和美国的标准相当。在2011至2015年间，部分示范城市的自来水达标，所以我们离达到发达国家标准的距离并不遥远。

郑：我同意，我认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饮用自来水并不困难，但人们是否愿意喝是另一回事。这与信任有关，也与中国文化有关。无论水多干净，人们喝水之前可能仍然喜欢煮开。

蒲：2006年，中国启动了一项为期15年的水污染防治项目，即“水专项”。该项目是当年启动的十大国家科技计划之一，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何？

郑：我认为不是很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专注于治理表象，希望获得快速结果。但是，当许多基础研究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时，这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十年中，有数百亿元人民币（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配套）投入该计划，但没有多少用于研究。该方案项目众多，分到每个项目的预算大概在几个亿，而实际上，这对于修复湖泊或流域来说并不算多。

此外，该方案侧重于治理河流和湖泊，而不关注地下水。以最少的资金投入来尽快治理地表水确实重要，但是我们迟早都必须考虑地下水，否则问题无法解决，因为诸多问题是相互联系的。

沈：我同意，这是水计划的一个主要弱点。治理太湖时，我们也只考虑了地表水。我们在未来的首要任务是将地下水也考虑在内。

蒲：太湖是中国水污染的典型代表，治理太湖污染也是水专项的重点。太湖的最新污染状况如何？针对太湖问题，我们是否取得了科学上的突破？

沈：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治理太湖，虽然难说有重大科学突破，但近几年进展不小，水质提升很大，科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监测依赖于卫星遥感以及30多个自动监测站对天气、水动力学和化学成分数据的收集。在4月初至10月底之间，我们每周发布两次有关蓝藻数量和动态的信息，服务江苏政府。如果我们注意到蓝藻在一个地区积累，我们会用先发制人的策略来防止它们污染水源地。 

我们采取了多种治理方法。省政府的一个重点是治理污染企业，通过提高其废水处理能力等措施来减少污染物的输入。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来限制农业来源的污染。对于已经进入湖泊的污染物，一种策略是清理沉积物，另一种是在蓝藻水华爆发早期将藻类清理出水面。最后，我们还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恢复湖泊周围的生态系统。

蒲：2011年，国务院批复了《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预算达300亿元人民币。这个规划的进展情况如何？

郑：政府开始关注地下水污染，让我们深受鼓舞，但是这个计划还远远不够。这个计划雄心勃勃，专注于环境修复——可是在我们还没真正了解问题出在哪里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之前，这个想法有点错位。听起来有很多钱，但是地下水整治非常昂贵，整个预算可能还不足以治理几个严重污染的区域。

郑：同时治理地表水和地下水非常有必要。在美国，二者污染的预防和控制是统一进行的。美国地质调查局负责调查这两种水资源，美国环境保护署负责对这二者污染的监管和补救。在中国，水利部负责地表水，（原）国土资源部负责地下水，（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废水处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并不容易。

蒲：最近印发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是怎样的？

郑：这一规划于2017年10月正式印发，预算7000亿元，继续专注于长江、黄河、珠江、辽河、松花江、淮河、海河等7条主要河流——90％的中国人居住在这些河流沿岸。该计划也关注中国三大污染严重的湖泊（太湖，巢湖和滇池）以及两个重点地区（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四分之一的预算将投向长江流域——这里拥有全国42％人口和GDP。对长江流域的投资近一半将用于改善城市水处理的基础设施。从理念上来说，这一规划的一个关键亮点是，首次在水污染预防和控制中考虑了地下水。

沈：治理湖泊和河流污染听起来不像研制大飞机那样成果卓著、富有魅力，但水污染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生存息息相关。

蒲：主要挑战是什么？

沈：挑战是巨大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要停止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发展。这是不可持续的。治理污染要比预防污染昂贵得多。其次，预防由工业造成的所谓“点污染”相对容易，而减少大面积的农业污染是保护水资源的关键，且极具挑战性。农业污染主要来源于化肥的过度使用，超过30％的化肥最终会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最后，由于湖泊周边旅游业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未经处理就被排放到湖泊中的生活废水正迅速增加。

蒲：2015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这跟以前的举措有什么不同？

郑：主要亮点是方案更加全面。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九龙治水”是个大问题——几个政府机构间任务重叠，职责不清，责任不明，严重缺乏合作协调。例如，水利部（负责地表水）和国土资源部（负责地下水）很少一起工作，不同的行政单位负责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流域部分。环保部也相对薄弱，无法推动其他部委落实反污染政策。而这一行动计划对每一项具体任务的责任部门和涉及部委都做了明确规定。

沈：与此相关的“河长制“将于2018年全面实施。它由无锡政府在2007年藻类水华引发的太湖水危机之后首次试行。这个制度给具体的个人分配保护水资源质量的任务，并对他们进行评估。协调各部门和行政单位的工作也切实成为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

该计划的另一个亮点是强调公众参与。例如，作为“河长制“的一部分，将有专门的平台来披露信息，例如谁负责流域的哪些部分，其责任和联系细节，以及水的状况。同时也将落实举报制度，让公众可以举报污染事件。

马：水十条方案是迄今为止用于保护水资源的最严厉和最全面的计划，但与空气“国十条”（校注：即《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计划相比，其实施力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郑：我同意，和以前的举措相比，水十条肯定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我不确定这些远大的目标是否会实现，因为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理解。例如，我们将如何评估方案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新的计划下，我们仍然以抽样方式来进行评估，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采取更加全面的方法：研究整个流域内污染物的负荷、浓度和分布。这些研究需要定期重复进行，以便我们了解情况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关键是要有综合全面的监测策略，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行动计划谈到整体方法的重要性，但似乎并未阐明如何去做。

而且，政府的长期财政投入还有待观察。预防和控制水污染非常昂贵，无法快速完成。如果没有持续的财政支持，这一计划也只能停留在计划上。

蒲：为什么信息透明和公众参与对保护中国水资源来说至关重要？

郑：信息透明非常重要。许多地方政府担心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是不对的。2016年，环境保护部宣布，80％的监测井显示水污染严重或非常严重。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国内外媒体都错误地报道说，中国80％的地下水污染严重或非常严重，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监测井在中国分布并不均匀，它们通常在城市附近，而偏远地区一个都没有。而且，地下水污染的分布也很不均衡，可能这里有污染，但几百米外的水还好。事实上，公开信息的缺乏才是不必要恐慌的来源。

马：地下水污染的公开情况要比空气和地表水污染的公开情况差很多。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已经公布了受污染监测井的百分比，但这些井的位置却未被公开，而这些信息事关公众健康。披露这些信息将有力推动政府和行业采取防治行动。我的问题是，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完成2万个监测井的建造以及数据的公开？

蒲：我想，信息透明和公众参与应该就是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创始理念。请更详细地介绍一下IPE的相关信息。它是如何运作的？

马：IPE成立于2006年，我们的使命是保护中国的碧水蓝天。我们认为，环境保护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尤其是公众。但公众只有在获得环境信息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参与。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利用以环保部门为主，也包括其它多个部门发布的信息，建立了环境数据库。它不仅包括关于水质和空气质量的信息，还包括违反环境法规的工业企业信息。

第一年，我们能够收集的工业企业违规信息只有不到2000条；2016年，环保部发布违法排污违规记录76000多条；现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有超过30万条信息。 2014年以来，中国首次发布了国家重点企业的实时监测数据。为了把20多个省级平台的数据汇总在一起，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蔚蓝地图”的手机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提供了主要涉水排放企业的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包括造纸厂、印染厂和3000多个污水处理厂。

蒲：对于污染者来说，这些数据的公开除了道义上的谴责，还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马：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一些大公司现在使用这些数据来管理他们的在华供应链。环境违规的工厂可能会失去订单。例如，中国十大印染企业中的一家，曾经每天排放4万多吨超标纺织废水。去年，使用“蔚蓝地图”进行供应链管理的Gap、H＆M、优衣库和沃尔玛等公司都要求它解决污水问题。最终，这家企业投入2亿元人民币完善了污水处理设施，不再超标排放。我们收集的公开企业监管信息，已经通过绿色供应链撬动了数以千计的企业整改。我们现在还正在以环境信息公开推动绿色金融。

我们的“蔚蓝地图”应用程序还被应用于“水十条”中列为重点的黑臭河治理项目。我们的用户可以拍摄并上传当地的黑臭河照片，这些照片将进入环境保护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举报平台——在这个项目中，公众能够参与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有超过两千条黑臭河。通过在电子地图上的清晰标注，我们协助公众确切知道它们是哪条河，在哪里，谁负责治理，治理的截止日期是什么。

蒲：在中国，环境诉讼越来越多。这些诉讼在打击水污染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

马：环境诉讼在西方控制污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一种说法是，美国80％的环境问题都是在法庭上得到解决的。在美国，很多与环境相关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由律师建立，比如NRDC（即“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专门从事环境公正问题）。根据《清洁水法》，任何公民和组织不仅可以起诉污染企业，还可以起诉没有做好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环保官员。

郑：我完全同意。环境诉讼在西方的环境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我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经常作为环境顾问参与其中，但环境诉讼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的确如此。中国新的《环境法》25年来首次修订并于2015年颁布，其中包含一项新条款，允许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进展，但实施起来仍具挑战性，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尚待做出更好的准备，而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影响，也使得针对当地主要企业的诉讼案件较难开展。

环境诉讼的重要基础，也是环境信息公开。据了解，环保部正在努力构建企业排污许可制度。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检测信息的透明。建议在信息充分公开的基础上确立机制，允许环保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更为便捷地对严重超标排放企业提起诉讼。我们应当综合考虑政府监管、市场激励和信息公开手段，共同保护中国的碧水蓝天。

翻译稿节选自英文原文。英文原文2018年1月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原标题为“Safeguarding China's Water Resources”。NSR是科学出版社旗下期刊，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知识分子》获NSR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该文中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