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创新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后？中国科技究竟是强大还是弱小？有没有一种中国方案，可以建立前瞻性的创新体系，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8年6月10日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的主题演讲，从全球视角解读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观众一起反思当下，并寻找未来的答案。

 

薛澜投身公共管理领域33年，将知识经济的概念引入国内，推动全社会的观念转变；致力科技政策研究，担任中美创新对话联合专家组组长，推动中美创新领域之间的理解。作为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的倡导者，薛澜为中国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体系的建立，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起草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薛澜教授更是提出了许多革新性的观点和举措。

 

当晚，千余名观众现场聆听演讲，同时20余万的网友在场外观看了在线直播。

 

以下为演讲实录和媒体互动，约一万四千字。（全文读完约20分钟)

 

演讲 | 薛澜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人文清华讲坛。

 

我为什么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

 

为什么我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感兴趣？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看过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本书是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也正好是我上大学时读到的。当时文革刚结束，我们对各种新知识如饥似渴，我拿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后，一下子被他描述的人类社会未来所震撼，所以这本书我看了好多遍。

 

 

托夫勒当时对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即将到来的信息革命所作出的分析和描述，今天回过头来看也完全不过时，他深邃的远见卓识令人赞佩，如果大家再把书里描述的发展和今天实际发生的现实对比，会发现他真不愧是天才的预言家。

 

几年前，我在世界经济论坛技术价值与政策委员会担任委员，得到了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先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书，主要谈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我觉得几十年之后，这两本书是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同样有深邃的远见、精辟的分析，我深深感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从此我便开始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是不是来了？大家可能也都认识这位索菲亚“女士”，我们请工作人员放一段视频来进一步了解一下她。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1）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把第一位机器人获得地球公民的这一天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的时间标志。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在我们地球上已经有两百多万索菲亚的兄弟们在为人类辛勤地工作——有两百多万工业机器人在全世界各地工作。另外可能还有很多索菲亚的兄弟姐妹们，在做更多智能类的工作。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有一位教授开了一门网上人工智能的课，他后来和他的学生们，根据IBM的沃森系统设计了一个助教系统Jill Watson，这个助教非常风趣幽默，而且能针对同学们的各种问题及时有效地回答，所以很多同学们认为她表现得非常好，甚至想评选她为优秀助教，直到后来发现这是人工智能的助教。类似这样的系统还有很多。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一系列创新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

 

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我们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世界经济论坛在2015年对800多位IT领域的技术高管和专家学者作了问卷调查，问大家图片上面所列举的各类技术进展，到2025年的时候有多大可能会变成现实？大部分答案都是80-90%以上的可能，实际上大家今天对比一下就知道，有些已经变成现实了。唯一一个大部分人都不被认为会变成现实的是机器人会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但我想，如果问题问机器人会成为董事会秘书的情况，也许大部分人会同意。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收益和挑战

 

这些技术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收益，对人类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例如，我们现在需要花费巨大的投资治疗疾病，但是今后我们可以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问题，把基因缺陷识别出来并进行修复，这样就使得人类少患甚至不患很多疾病。另外有无人驾驶后，我们可以在上班路上无忧虑地阅读报纸。今年太空旅行的成本大概是3500万美元，未来会变得更低，到太空去旅行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平常。当然，还有更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对人类健康和福利有巨大影响的事情，例如清华大学程京教授创办的博奥公司，用生物芯片给新生儿童做耳聋基因检测，现在每年都能让1万多名儿童免受耳聋的痛苦。

 

但是另外一点，第四次工业革命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很多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对美国就业情况做了分析，按照他们的分析，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工作，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要被机器人、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自动化取代。也有20%的就业机会同样有很大的可能被取代。只有1/3的就业是比较可靠不会被取代的。由于就业被替代，所产生的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都是社会所非常关注的。

 

 

另外，基因检测，包括基因编辑等新的进展，一方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一些疾病的困扰，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选择，例如婴儿出生之前，要不要考虑“定制”一个IQ很高、长得更漂亮、个子更高的婴儿等等。一旦我们进入到基因编辑，人类社会还会不会有多元化的群体呢？所以，这里也有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需要考虑。

 

与此同时，对治理也会提出更多的挑战，大家知道数据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要素，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最近脸书公司碰到的问题就很典型，今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今后政府如何保证公众隐私的安全，怎么解决数据安全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面临的种种挑战。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的创新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

 

前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的创新，社会上有很多讨论甚至争论。

 

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从中兴事件看到我们在很多领域还被卡脖子，中国的创新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分析和评价中国的创新？

 

（1）国家创新系统

 

作为研究创新的学者，平常采用的模式是用国家创新体系分析国家创新的情况。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国家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学习网络，用于推动各种创新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维度看一看中国的创新到底怎么样。

 

首先，从科学技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创新可以说在过去40年取得了高速进步，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各国研发的投入来看，从1981到2016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是直线上升，目前直逼投入最高的美国，美国在国际上很多年一直是投入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投入已经处于全球第二了。

 

 

另外，从产出来讲，中国的学者这些年在英文的国际学术期刊里发表了大量文章。从2007年左右开始，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论文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欧美国家。

 

在2011年前后，中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论文也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所以应该说高水平期刊发表我们也走在前列。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怎么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中国同样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若干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前列，当然也有一些领域我们还仍然落后。例如，从专利申请的情况来看，像美国、日本等国都比较多，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中国的专利制度，现在中国的专利授权量也是全球领先的。当然中国的很多专利都是由我们国际领先的企业创造的，像华为、BAT，华大基因等，传统行业则有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吉利等等，中国现在有一系列这样的创新企业，正是他们推动着中国创新走向全球，能够在市场上取得重大的成功。

 

 

这些成功的背后其实是制度的创新。中国在制度创新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例如我们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专利研发的投入，77%都是由企业投入的。

 

另外，我们的市场环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风险投资、市场监管、技术标准等方面，都在不断完善。而且我们在基本的科技治理体系上，在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科技伦理、公众科普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

 

（2）中国创新为什么能进步？

 

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

 

首先，中国40年的改革，释放了中国社会创新的巨大潜力，从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我们的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1998年知识创新工程、院所转制，200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颁布，2014年科技项目管理体制改革，2016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说这么多年始终坚持改革。

 

同时，中国40年的开放也促进了全球科技与中国科技、中国创新的水乳交融，也可以说中国创新的成功是开放的成功。中国有那么多科技论文在全世界发表，这其中40%是通过国际合作发表的，国际科技合作对中国的学者走向世界，以及中国对全世界科技的贡献发挥了巨大作用。

 

同时，这些年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在国际科技知识的发明专利方面，我们也购买了大量知识为我所用，这对中国产业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例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的费用，中国现在也是仅次于美国。即使像美国这样创新实力很强的国家，也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知识，是全球花钱最多的。所以，在当今创新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独自创新。

 

 

（3）中国创新系统的不足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创新也还有很多不足。

 

首先，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还是有差距。这既与我们的微观激励机制有关系，也与中观机制相关。虽然中国在高水平期刊的论文发表已经居全球第二，但是和美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可以说美国仍是独占鳌头。

 

 

另外，中国的创新虽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甚至在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我们的发展极不平衡。

 

首先是劳动生产率，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量，劳动生产率非常重要。虽然我们GDP在全球占第二，但是到现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全球仅排在九十几。跟金砖国家相比，我们比巴西、俄罗斯、南非都要低，仅仅是比印度高一些。说明中国经济的整体质量还是不高。

 

另外，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我们的依赖也是相当严重。过去几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我们这方面的逆差在1500亿美元左右。

 

前两年对国际上全球新药创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57%是由美国公司提供的，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中国对此贡献寥寥无几。

 

 

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仍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中国创新的市场环境、生态环境，都还需要我们耐心培育。另外，科技体制改革以后，一些共性技术领域，在原有的应用型科技机构转制后，也是缺位的。

 

还有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前几次工业革命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时期，中国还处在农耕时代，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前沿，所以很多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们并没有感受到。等这些技术到了中国的时候，应该说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用起来没有特别大的阻力。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时这些新的技术，像在英国这些国家应用的时候，也遇到非常强大的社会阻力，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有很多机器捣毁的卢德主义者，因为这些机器对他们工作甚至投资都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所以他们非常抵抗这些新技术在社会中的普及。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都在头班车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包括对就业、伦理、治理的影响，其他国家感受到了，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创新治理体系急需进一步跟上来。在中国原来的创新政策研究当中，历来把创新的结果假定为积极有利的影响，关注什么样的政策能推动创新的发展，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于创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怎么样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我们原来在这方面考虑不多。另外，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怎么把公众意见有效纳入进来我们考虑得也不多，所以我们在技术风险，不同利益理性协商机制、不同价值理性协商机制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同时要建立这样的机制。  

 

 

（4）中国创新为什么仍有如此差距

 

我们做了这么大努力，中国创新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差距？

 

首先，中国市场改革还不完善。所以我们有很多产权问题，此外，信用体制的建设、中小企业的融资也都存在问题，我们目前出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其实都是想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其次，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例如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像很多医院、科研机构都是事业单位，有一套比较僵化的管理体系，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是滞后的。

 

第三，在赶超战略下，形成了很多制度的惯性。前些年我们到一些南方或者是沿海地区调研，有一些私人企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赚得盆满钵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搞创新，开发新产品？”很多企业说：“对我们来讲最稳当的盈利模式，就是找一个跨国公司接单，定期把产品生产并销售给他。”

 

即便有研发，中国企业也几乎都是投入在应用开发上，基础研究很少投资。国外很多大企业早就开始投入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打开了他们面前的窗户，让他们看得更远，但是中国企业目前这样做的还很少。

 

第四，从成长到成熟也需要时间，中国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这样写到：“中国技术发展的历史实际是一部技术引进在中国不断消化的历史”。解放前，我们主要是靠引进西方的技术，建国之后我们开始从苏联引进技术，改革开放之后又从西方引进技术，真正考虑到自主创新强调创新能力也就是过去二三十年，所以我们创新体系建设时间还不长，任何一个国家想形成比较完善成熟的创新体系都需要磨炼。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七八十年代才真正在全世界取得创新的成功。

 

当然，治理体系也同样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磨炼。

 

（5）如何认识创新发展的现实

 

A. 谦逊自信心态

 

首先，我们要有一种谦逊自信的态度。中国设定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成为创新大国、创新强国，这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心，中国过去这些年发展的历史也使我们对这点有充分的信心。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所有领域独占鳌头，永远成为科技霸主，所以即使我们成为全世界的强国，仍然还有很多领域不如其他国家，仍然需要跟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从这点来讲，我们的心态也可能要从原来的什么事情都想争第一，一定要比一比、拼一拼，进入到一种正常的心态，就是我们有强的地方，也承认有不如人家的地方，需要去学习，去交流合作。

 

B. 务实平常的心态

 

第二，要用务实平常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今天可能我们取得了某些值得骄傲的成就，明天可能遇到一点挫折，会让大家觉得沮丧。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过去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就做出一些不加思索去冒险的事情。当然另外一点，也不能因为有一点挫折就徘徊不前而碌碌无为。要看到我们在过去追赶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短板需要尽快补上来。所以，这种平常心态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磨炼的。

 

 

C. 开放包容的心态

 

第三，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这点也非常重要，尤其中兴事件出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其实这些事件不只是现在出现，今后还会出现，这些事件的出现不能作为我们闭关自守的借口，闭关自守的创新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不是对立的，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并行不悖。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做什么？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创新能够有清醒地认识，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1）科学研究补短板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补短板。

 

麦肯锡对中美科技创新实力做了分析对比，我们在有些领域，例如高铁、太阳能、家电等，确实是全世界领先的。在一些传统产业领域，像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等，也是领先的。

 

 

但是，另外我们也不要忘记仍然有很多短板。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里，不管是制药、半导体设计，还是特殊的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的差距仍是巨大的。很多用户导向的行业里，我们仍然也有很多差距。从这点来讲，中国需要进一步投入到科技上，去补短板，尤其是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要进一步补短板。

 

（2）技术创新架桥梁

 

第二，技术创新架桥梁。最近我和同事们在研究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进展的情况。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论文发表已经在全球排第一。

 

另外，如果我们看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会看到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像IBM、三星、佳能、NEC、谷歌等等，但仅有一家中国公司——国家电网做了一些特殊贡献，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国家电网会在这方面领先，国电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所以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中国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从这点来讲，我们需要积极思考学术研究跟企业应用之间怎么样加强联系。在国外，很多高校研究做得很好的，经常就被企业挖走了，我读书的母校卡耐基梅隆大学，前两年整个团队被硅谷企业挖走了。当然学校的领导很不高兴，但是从国家创新角度来讲很正常。

 

（3）制度建设谋远略

 

最后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

 

首先是社会预见，我们原来很多科技发展基本是由市场决定，由科学家来决定。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涉及到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技术有巨大的风险，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个方面不能袖手旁观。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也是目前各国政府都采用的，就是来探讨这些技术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的社会影响是什么，然后通过各种机制来邀请社会各界，包括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所以社会预见可能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种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第二点叫做同步设计。像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问题，其实设计时本身就出了问题，所以到最后尾端再解决已经晚了。很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也要在设计过程中就考虑进去。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已经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出台了这方面中国版的守则。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参与其中。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的高校应该在工程设计、在各种课程当中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例如咱们清华的张左老师就开设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课程，希望这样的课程能够在全国、全世界的工程教育当中普及开来。

 

 

第三是适应性治理。当我们的很多科技发展面临风险的时候怎么办？如果简单行事，一下子从政府的政策和规制上卡住，也许风险没有了，但技术创新也无从谈起。最近这些年，各种网络新的服务，如网约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但是另一方面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制。传统的规制体系是政府高高在上，对企业的规制、惩罚就像猫抓老鼠。但是在一些新的技术领域方面，政府对这些创新的了解非常有限，在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也许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企业跟政府一起来探讨什么样的方式规制行业对创新更加有利，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所以这种适应性治理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调整角色，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

 

第四，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很多新的领域，都给全世界的科学界、政府提出了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都在讨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全球治理的机制，来消除这些创新带来的各种风险。过去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很多情况下都是缺位的。但是今天中国已经跟其他的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中国有能力也必须参与到这些规则制定当中。在这方面我们要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具体，希望学科学、学工程的学者和专家，也能参与到相关的政策讨论当中。

 

 

最后，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发展前景，也许我们可以仰望星空畅想未来，但也有可能成为机器人的乞丐，这中间还有更多不同的可能。哪种可能会成为现实？人类未来的命运就在于我们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

 

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1. 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教训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不一定适用

 

澎湃新闻：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现在第四次到了，您觉得我们可以从前三次吸取哪些教训？

 

薛澜：我们人类总是希望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其中一点就是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短期之内往往看不太清楚，像由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而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我们是过了几百年以后才意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技术发展、变化和扩散都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需要我们在技术发展和扩散过程中适当控制它的步伐。有些技术的前景如果还不是特别清楚，可能还需要进行适当的规制，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另外，我们确实需要运用各种分析能力来探讨这些技术有可能产生的各类社会影响，这方面有很多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专家正在努力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在选择各种技术路径的时候尽可能趋利避害，找到那些风险更小、可能对我们发展更有利的路径，而不至于完全被市场推着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很多创新发展过程中，市场力量太大，一些偶然因素导致我们选择的技术有时候未见得是最优的。如果我们能够更多运用理性分析的力量去引导这个市场，也许可以少犯一些错误，所以我说我们要用适应性治理的思路来考虑，政府和企业要共同来适应新的发展模式。

 

2. 在全球治理上，中国已有话语权，但问题是不能有效参与

 

澎湃新闻：您今天提到全球治理，中国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但是说到全球治理，每个国家都想到自己的利益，您觉得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如何把握主权，争取到自己说话的权利呢？

 

薛澜：第一，中国现在说话的权利是有，所有重大的讨论都一定拉着中国，因为很多讨论如果没有中国就没有意义，比如碳排放，如果中国和美国不参加，基本上其他国家的讨论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担心有没有话语权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有效参与的问题。目前来看，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包括社会组织都在关注这一问题，但是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还不够，我们自己的研究还跟不上。比如说，网络安全需要新的治理规则，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深入思考研究，人家抛出一个方案时我们怎么办？而且我们原来的研究太偏重支持硬科学的研究，我们对技术进步的研究花10亿、100亿都愿意，但是对规制、政策方面的研究投入非常少。所以，即便我们的确是受邀参与全球对话，但是由于没有深入的研究，不能对别人的方案提出有建设性的评论意见，不能提出大家尊重的观点和方案，发言权就等同于没有。

 

 

3. 军队科研管理模式应改变

 

解放军报：在军民融合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给中国军队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政府、军队、企业三方如何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三类技术的融合，在这方面我感觉军队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民用技术在应用领域考虑的比较窄，国防科技往往是应用导向反推科技发展。如果我们军口科研体制能够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应用导向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解决新的问题，我相信会有很多重大突破。美国军方为了了解当前科技的前沿进展，就在不断吸纳全球科研成果，他们的很多研究都是通过支持全世界科研机构开展的。比如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每年向全球发布研究问题，邀请全球很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参与研究。由于他们在整个研究链条上已经做了具体的分解，这些面向全球发表的研究问题与国防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其结果对解决国防问题往往非常有帮助。例如，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西蒙教授是人工智能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上世纪50年代关于人类认知和组织学习方面的研究就得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支持，这些研究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关于政府、军队、企业三方的伙伴关系，国家最近在军民融合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出台了很多新政策。目前社会关注比较多的，第一就是民参军，尤其民营企业如何参与国防研究和装备生产很重要。此外，就是国防研究如何能够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高校学术论文发表很多，但是应用方面还是有潜力，这方面应该还可以深入挖掘一下。

 

军队的科研管理模式可能要发生改变，就像美国军方，在科研方面也大力依托社会上的研究机构，也跟私营企业在合作。这种合作从科研管理角度对整个研究和创新链条有比较科学的分解，有些研究直接为国防装备服务，需要由国防科研机构按照非常严格的保密规则执行。但还有领域和方向可以被分解成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和模块，使得这些问题在更加开放的学术机构和企业中去研究。高校等其他机构毕竟是开放的学术交流的环境，跟军队科研机构那种高度保密的环境还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管理机制方面需要有新的调整。

 

4. 网友质疑中国创新有一定合理性

 

网易：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创新做的并不好，您怎么看待普通网友对中国创新的质疑？现在中国制造有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很多产品都是在模仿国外同类产品，您怎么看？

 

薛澜：我觉得就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网友的感觉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国创新可以举出很多成功的例子，如中国高铁，太阳能等。但是，在众多的产业领域中，还可以举出更多不成功的例子，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能见到的例子，不要忘记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在全世界排第九十名之外—中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追赶发展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所以我说中国还得保持平和的心态，还得不断踏实地往前推进，去弥补那些在追赶过程中暂时顾不上的诸多领域中的短板。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从中国目前整体的科研实力来讲，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是在世界前列的，目前不管是高水平科技论文还是论文的总量，我们是仅次于美国。

 

但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在不同领域差别很大。有些领域我们确实比较突出，像光伏、高铁等确实在国际上是走在前沿的。但是另一方面，很多高技术领域，也包括很多日常用的东西，我们仍然落后。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能力，而是没有能力用比较低的成本高质量地生产出来并赢得市场的信誉。例如集成电路芯片，很多芯片中国未见得造不出来，但是我们能造出十片、百片，我们的成功率可能是5%、10%，可能英特尔或者其他的企业是99.9999%，他可以造几亿片几乎是没有废品，所以人家敢买他的产品，如果我们成功率只有5%，还不知道哪5片成功，谁敢买？这是系统性的能力，不是简单地不惜一切代价去生产一片两片，是从质量和各个方面的配套体系，都能够实现一个系统的成功，最后保证99.9999%，这种能力是我们缺乏的。

 

至于对国外产品的模仿，作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阶段不可避免，很少有国家能一步跳出去的。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有更多的企业已经从模仿发展到自主创新，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怎么样把市场环境建设得更加完善，让这些真正创新的企业越做越有甜头，不创新的企业越做越走下坡路。这个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曾经调查过很成功的企业，了解他们为什么赚了钱不去搞创新，他们认为赚了钱以后去投房地产的回报率更高。真正有长远眼光，坚持投入创新的企业毕竟还是少数。

 

因此，中国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健康的市场环境，对鼓励企业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制约企业发展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健康的市场环境。如果环境污染排污不受惩罚，如果仿冒不受惩罚，如果能够把地方政府搞定就搞地方垄断了，那企业干嘛创新？现在这些问题太多了，这样的话从企业角度来讲创新是最后的选择。只有把前面这些漏洞全都堵掉，这个时候企业才能真正创新。现在如果从科技能力来讲，我们进步还是很大，一些国外产品在中国占比非常高的领域，我觉得未见得是我们科技能力没有到，而是我们企业没有那种意愿和定力去做。

 

网易：一谈到中国制造，可能大家都会拿日本制造、德国制造对比，据您了解，德国和日本在制造业这块有没有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或者教训？

 

薛澜：总体来讲日本和德国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持之以恒的投入和钻研，是值得中国企业认真学习的。德国有一大批所谓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就是做某些产品甚至某几个零件是全世界最好的，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这是第一。

 

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质量监管体系都需要持续稳定的监管。即使是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一旦成功后懈怠了，导致国家监管体系松懈，企业的监管质量也自然会松懈，最后就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质量保障的体系需要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任何时候都需要。

 

 

5. 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华网：有些学者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大的特点就是各个领域、各个科技学科都有一个跨界融合，具体而言，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才应该有什么样新的特点或者新的技能？

 

薛澜：我觉得首先还得要有一个基础的认知框架，通过某个学科领域的学习对人类知识体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基本的学科每门都不清楚，来跨界，这不可能。所以，首先是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科技领域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了解，这是跨界的基础。

 

第二点，要有创新的思维和能力，敢于去到另外一个领域当中去探讨和学习。在这方面，如果要研究的话，好奇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什么东西只是说按照老师给的去做，这个没有希望。

 

新华网：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多技术创新，尤其像人工智能这些行业，像《未来简史》作者提出一个观点，当AI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成为无用群体，我们的就业压力、生存压力是不是在进一步增加，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薛澜：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如果说社会不做任何政策、制度的调整，我们还按照目前的方式，您刚才讲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为什么？很多人工智能以更低的成本把目前的就业机会替代了，从商业逻辑来讲成本更低能够完成这个事情那就不会找成本高的，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人失业。我们讲重新培训学习新的技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30岁、40岁以上重新培训就非常难。我们目前很多社会政策、很多制度安排，可能就要重新调整。另外，社会的分配制度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在北欧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在实验一些政策，如基本收入体系（universal income），就是个人即使不工作社会也给你基本的收入，让你保持基本的生活温饱。这种情况也不排除今后有可能出现。

 

当然，从一个更乐观的角度来讲，新的科技在取消、替代很多行业就业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分析来看看未来的就业机会是什么，我们怎么让未来的人才跟未来新的就业需求结合。

 

新华网：这是不是涉及到人才资源错配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比如我们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和市场需求的人才之间存在错位，您怎么看待？

 

薛澜：我觉得这个错位其实还是挺严重的。这个错位是两方面的错位：一方面，是市场对人才基本素质的要求，而这些基本素质应该说我们在原来的教育体系里重视不够，比如诚信，持之以恒、耐心做事情的能力，这些基本素质有的时候比具体专业技能更重要。

 

另一方面，目前很多高校所教的东西说不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西，它强调系统性、强调扎实的理论等等，但是确实跟实际工作当中所需要的东西，前沿的东西之间有差距。所以，目前需要高校跟企业、跟用人单位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其实国外的高校有这种机制，有实践经验的人到高校任教，高校的人到企业去做研究，这种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可能比较难，我知道前几年教育部也做了一些努力想推进这样的交流，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具体障碍。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人文清华讲坛”，原标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中国准备好了吗？”《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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