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关于动物是否有审美能力这一问题，在昨天的《知识分子》文章中，鸟类学博士、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认为，审美是性选择唯一的驱动力。

对于这一观点，艺术史家朱青生来信，认为“动物没有审美能力”。他认为，讨论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审美能力是什么？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往往让我们对问题的看法过于乐观或悲观，难以看清全貌，而我们相信只有通过理性讨论，问题才能被逐渐辨明。《知识分子》欢迎所有理性探讨的声音，也期待读者根据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我们提供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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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有审美能力吗？

撰文 | 朱青生

刚才读到陈水华《动物有审美能力吗？》一文，非常有意思。文章流畅而动人，借助对理查德·普鲁姆（Richard Prum）教授2017年出版《美的进化》一书的评述，将动物具有审美能力这一观点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再一次把审美、性、动物与人的区别问题提出。作为一个艺术史家，我的回答是 “动物没有审美能力”。

我们今天说 “审美能力” 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审美”这个词原意是感觉的能力，也就是判断形式的感受力和判断力；第二，审美是一个价值判断，审美是与人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的指向相关联的精神活动。

从第一点上来说，我们看到 “审美” 这个词，既然普鲁姆用英文写作，实际上在西方语言中 “审美” aesthetic是来自希腊语的词根aisthetikos，表示用感觉和直觉来感知事物。更进一步可以溯源到 aisthanesthai，即觉察之义。据词源词典所说，该词源自原始印欧语awis-dh-yo-，其词根au- 即 “感觉” 的意思。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物是αισθητόν，可以通过感官（Sinnlichkeit）的感知（Sinnen）中感觉到/通过感觉而获得。”（Das Ding ist das αισθητόν, das in den Sinnen der Sinnlichkeit durch die Empfindungen Vernehmbare.载M.Heidegger Holzwege,1980,10）

从第二点上来说，实际上从康德开始就把审美明确地看成是一种非功利的人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艺术活动并不是因为它有功用（进化和优生后代就是功利目的），而是因为审美是一种 “无用之用”。所以我们承认动物在进化过程中间已经逐步具备了形式判断，或者说样式判断的感觉能力，但是这个事情未必能叫做 “审美”，因为动物（配偶）的选择跟我们人类的审美（美丽的鸟羽）有时是相应的，有时是相反的。更何况对于每一种动物的进化来说，增加颜色和图像，与减少颜色和图像、甚至缩小和减少羽毛的体积和形态这种与审美方向相反的进化，二者之间的几率同等，我们不能把孔雀和大眼斑雉选择的方向看作是所有鸟类的选择。如果不同的鸟类要在不同环境中以同样的进化目的选择，大概与趋向审美（美丽夺目）与否有时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通过陈水华老师的介绍和解说，我们都已经理解和承认动物在选择配偶的时候确实有它对某种特定形式和形态（在这里指鸟类羽毛的颜色和图像）的判断力，而且也有进化的实际后果，只是其生理机制和神经机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按照陈水华老师的文章中原话来说：“它们分别回答了性选择的两个环节：素质论回答的是选择的原因，为什么这样选择。而审美观回答的是选择的机制，如何进行选择。于绝大多数野外生物学家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们并不关心雌鸟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一旦要回答动物有无审美能力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不是动物有没有某种形式和形态判断可能性的问题，也不是判断和选择是否对生物的进化有没有作用的问题，而是指向一个特别的问题——审美能力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正好我在最近的写作中涉及到，所以就把相关的段落抄在底下，也算是向陈水华老师就教和标示谢意：

爱欲根植于生殖和繁衍的生命本能，但又有极度超越和夸大的部分，构成人性的方面。爱欲是人的问题，但是由于人的发生和进化的本源藕断丝连。爱欲既与人之前的进化过程相联系，又在人在成其为人之后，前后有绝异的分别，人非禽兽。在爱欲变现为人的行为与意识，进而形式化为艺术的状况中，人的生命的进化过程和在成其为人之前的动物阶段之间的联系，可以在与动物行为的对照中观察，虽然现在所有动物的行为不一定都与人成其为人之前的那个“动物性”阶段的行为完全一样，也许只有一种生物在其进化的早期和特殊阶段已经具备了向一个特定方向转变和进化的动因（动机）和取向（目的/目标），这一点最终使其成为人，而其他的一切都只会演变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生物。此事无从再度科学验证，无法复制。

在人之前的动物行为和生命痕迹中，生殖的本能和存活的本能一样，已经与生物行为模式相结合，其一是同类之间的竞争，另一是同类之中的吸引，构成存在悖论。同类之间的竞争和同类之中的吸引不仅是“我-我”问题的基本动力，也是人的“我-他”、“我-它”和“我-祂”问题的基本动力，是政治经济学的生理基础以及信仰、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的生理基础。而其中出于生殖和繁衍的本能对性欲伴侣和情欲对象（异性）的吸引成为“我我”问题的根本动机，演变为人的自我层次上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主题。自我既包含了事物生命本能“有命-无命”，也包含了生命体（禽兽）的所有状态“有情-无情”，还有人与所有其他存在有别而所具有的突出 “人权” 即 “有权-无权”。同时这种生命的状态被自我测量和认识，被自我意识和思考，还被自我感觉和体验。

爱欲的基础机能（本能）是与生命体（禽兽）共有的性欲，影响人的精神的主要是（与禽兽共有的）色相，而绝无仅有的是人的羞耻感和伦理（乱伦禁忌）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光荣与梦想，是由同类的性感和美好的外表（好色）所激发和搅动的自我和人间的整套系统，受到人性自身的规制，并直接漫漶到 “我-它”、“我-他”、“我-祂” 的层次，构成人的世界与生活。

爱欲中人性与兽性的区分经由理性解释即是生物学中人脑科学研究的部分。经由神性解释就变成了一种宗教或者神话，《圣经》中的故事 “失乐园”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或者宋明理学解释成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经由情性则变现为艺术。人性区隔了禽兽之性欲和人的爱欲之间的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人，在自身的性欲和生命的欲望损害和冲破人性时，会被视为 “衣冠禽兽”。爱欲中的人性在于出自情性，与兽性既互相联结，又互相区隔。情性作为人性的一个面向，即使外在于知识和道德，但是其中禽兽之性欲和人的爱欲之间还是根本有别。联结在于人们无法将人的爱欲中的性欲成分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生理冲动、情绪状态和行为方式，与生物的生殖行为完全隔离。

在情性中，人性与兽性的界限深藏在一个暗昧的心态部位中结束和生起。这个转变的界限，以人类自我的体验和反省，只能够到达幽暗的深处，而不可通达那个觉醒的界限。在这个深暗部位中，如果退入了动物的层次，这时的人已经没有人性。如果人还在人性中，类似于动物的冲动就不纯粹。

这个界限对人来说非常明确地存在，但又是不可琢磨的无有存在。一个退入动物层次的 “衣冠禽兽” 实际上表现为对人性的双重的否定：第一是，这种由欲望驱动的行为依旧还有衣冠的限制，也就是说，行为主体还受到羞耻之心的限制，会遮蔽自己的阴私处（衣——遮蔽引发性欲和性交行为的器官）和隐藏自己的私心（冠——礼仪），并在私密之所实施行动[公开的宣淫和强暴必然伴随特殊的情境（如战争和抢劫）和意识（如种族仇恨和宗教/意识形态对抗）]。第二是已经失去了禽兽的那种 “天真无邪” 的纯粹（天真），是一个已经进化了而被赋予和承当的人性的自我的丧失和堕落。天堂的失落是人的堕落，而不是生命的失落。

草草写了几句，不足以与鸟类学家去辩论重大理论问题，其实我也很想跟着普鲁姆教授和陈水华老师去观鸟！
 

2022年2月23日
 

作者简介

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史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德国考古学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汉画和中国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