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Pixabay

撰文｜张天祁

当地时间7月13日下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他在特勤人员保护下立即撤离了演讲台。直播画面显示，特朗普右耳有血迹。美国特勤局人员向媒体证实，特朗普情况安全。

据美联社报道，宾州巴特勒当地检察官证实，枪击案已造成两人严重受伤，生命垂危，一名疑似枪手的嫌疑人被击毙。枪击事件已作为刺杀案调查处理[1]。

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男子名叫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帕克，其作案动机尚未确定。目前尚未发现嫌疑人与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他之前也未出现在执法机构的监控名单上。

和美国历史上其他政要刺杀案件类似，特朗普被刺案也引发了很多猜测，甚至是一些阴谋论。有人怀疑这是自导自演，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势，有人则认为这是政治对手的阴谋，一时间关于枪手身份和动机的假消息频出。

然而，尽管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甚至是世界局势，很多时候针对政要的暗杀并非出自精密的阴谋，而是刺杀者的执念。

谁在刺杀总统？

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后，对于案件的真相就一直存在各种猜想。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相当多美国民众都不相信官方 “只有一个枪手” 的说法，一度有八成美国民众不信任官方 [2]。

作为有着高度曝光率和知名度的公众人物，政客们其实一直都有遭到袭击的危险，只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去了解那些失败的袭击和刺杀。

对于针对政要的袭击和刺杀的系统研究发现，排除恐怖主义行为的情况下，多数政治刺杀并非是精心编排的阴谋。政治人物被刺甚至并非因为政治原因，只是袭击者一厢情愿导致的意外事件。

袭击者和刺杀者的状态，可以说明一部分情况。多个研究发现，对政要进行袭击和刺杀的凶手，很多都有精神疾病。

英国一项法医学和精神病学专家的研究显示，对英国王室成员进行攻击的23人中，11人有妄想或幻觉症状，在刺杀的过程中症状仍然存在。还有证据证明其他4人有精神障碍 [3]。

对欧洲1990年—2004年间24起攻击政客案件的调查发现，其中10起案件涉及精神疾病 [4]。德国一项对公众人物的14起攻击案件的研究发现，发起致命性攻击的人，比非致命性攻击者有更严重的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超过一半的致命攻击者有不稳定的依恋历史，在童年失去了父亲、母亲甚至双亲 [5]。

对美国袭击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肖像，不过袭击者大都有以下一项或者几项特征：在社会上孤立，有严重抑郁或者自杀史，曾经有爆炸性的愤怒，对激进团体感兴趣但不是成员 。

袭击者的生活状态也不好。在刺杀事发前一年，几乎有一半的袭击者经历了重大生活变化，或者说是灾难。包括婚姻问题和分手、疾病、家庭成员死亡、学业或工作失败，以及其他刺激绝望或抑郁情绪的挫折。但只有23%的人在事发前一年接受过心理健康评估或者治疗 [6]。

有着这样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的袭击者，才是袭击政客的主力军。可以说，更多针对政客的袭击和刺杀，是基于个人原因而非政治阴谋。
 

刺杀者背后，

真的隐藏着惊天的政治阴谋吗？

承认精神疾病对袭击者的影响，不代表袭击者完全不清醒，没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不过在袭击者多种多样的刺杀动机中，政治动机仅是其中占比不高的一类。

詹姆斯·克拉克把美国的刺杀者按心理动机分为四类 [7]。迈克尔·马丁内斯在《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刺杀和未遂事件》中沿用和扩展了他的分类。

按照马丁内斯的分类方式，美国的刺杀者可以分为五类 [8]。第一类刺杀者为政治理想牺牲自己，这种刺杀的政治动机很明确。比如刺杀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兄弟）的凶手，他的动机是反对肯尼迪议员的亲以色列立场。

第二类刺杀者希望通过刺杀行为，让别人认同自己。行刺里根失败的约翰·欣克利是这类的典型，他是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影迷，而行刺只是为了获得参演《出租车司机》的影星朱迪·福斯特注意。他因精神病而法庭裁定无罪。

第三类刺杀者是心理变态或者反社会，他们缺乏正常的情感和共情能力，不在乎夺取别人的生命，攻击政客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生活无意义。

刺杀华莱士州长的布雷默被分在这类，他在一系列情感挫折后决定刺杀大人物，虽然他对政治并不关心。发现总统很难刺杀之后，他改为计划刺杀州长，甚至一度计划在热闹街区射杀路人。有意思的是，他的日记是电影《出租车司机》灵感来源之一。

第四类刺杀者的特点是严重的情绪和认知扭曲，对现实没有合理的认识。比如历史上第一个刺杀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劳伦斯，他已经疯到自认英国国王。第五类则是其他类，一些找不到凶手的悬案被归于此类。

在一些案例里，凶手有着更复杂的动机。曾在新西兰对查尔斯王子开枪的一名案犯就同时有两种打算，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大胆行为，为他争取难民权利的活动博得关注。另一方面他也受到抑郁症困扰，甚至希望被警卫射杀。

尽管动机各异，但刺杀政客的袭击者在行动方式上有一些相似。

费恩及其同事主导特勤局特殊案例研究项目（ECSP）收集了1949年至1996年间曾刺杀、攻击或接近美国公共人物的74个案例，其中一半以上涉及特勤局保护人员（总统、副总统、他们的家人、前总统、总统候选人和来访的国家元首）。特殊研究项目成立的目的，就是找出执法干预可以成功阻止刺杀的方法[9]。

这个项目改变过去通过静态特征寻找可能刺杀者的尝试，专注研究刺杀者的行动方式，得出了一些现在还很有效的结论。

首先，尽管相当多刺杀者有精神疾病史，但刺杀并不是一种冲动行为，相反，刺杀者都有周密的筹划，一般都经过几周、几月甚至几年的长期准备。

另外，袭击者或者刺杀者通常不会事先去恐吓威胁目标，反倒有三分之二的袭击者曾经把袭击计划透露给身边的人。那些对政客威胁、恐吓、跟踪的人，却往往不会真的动手 [10]。

在刺杀安倍的袭击者山上彻也，以及本次的袭击者身上，都能看到长期准备的痕迹。

如果警方能早些注意到这些迹象，或许不会有那么多政治人物遭到刺杀。

愈演愈烈的政治刺杀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极化，政客遇刺变得频繁。

2021年11月，隶属于保守党的英国国会议员大卫·艾梅斯，在伦敦东部选区一间教堂前被刺伤，伤重身亡。凶手声称刺杀大卫·艾梅斯，是因为艾梅斯在议会中投票支持轰炸伊斯兰国[11]。

这是几年内英国第二位被刺杀的议员。2016年，亲欧盟的英国工党议员乔·考克斯，被一名坚持脱欧的右翼极端分子枪击并用十几刀刺死。再早一次议员遇刺，就要追溯到1990年了 [12]。

在德国，卡塞尔市基督教民主党政客沃尔特·吕贝克，于2019年在家门外被右翼极端分子枪杀。根据德国内政部的数据，2020年德国共有1534 起针对政客和政党成员的犯罪，比2019年增长了9% [13]。

过去的研究表明，政治刺杀容易出现在政治竞争受到限制的国家，以及领土分裂的国家、有少数群体被剥夺权利的国家。而民主国家，尤其是权力没有总统制那么集中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则不容易发生这类刺杀事件 [14]。

但这几年，发达国家政治人物被刺事件频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两极化的风潮。

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利用1945 年至 2013 年间的全球政治刺杀数据集，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政治刺杀在政治两极化严重的国家更容易发生[15]。

这种社会环境下，政客遭到的暴力攻击和威胁越来越频繁。而对政客来说最危险的时间段，就是选举期间。

近几年选举期间，政治暴力出现得相当频繁。安全研究专家克莱顿·贝索表示，根据他的研究小组收集的选举暴力数据库，2020年发生选举暴力事件的数量高过过去40年任何一年。当年进行选举的国家中，54%都在权力交接中存在各种形式的暴力。

2021年虽然情况好于上一年，但仍有高达40%的国家出现了选举暴力。而且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选举暴力在近年都以相似的速度增加，虽然暴力的表现和原因不同[16]。

选举年也是政治刺杀的高发期。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的研究发现，60%的政治刺杀事件都发生在选举年，加上选举年前一年的话，76%的政治刺杀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这可能是因为，在政治两极化严重的地区，选举还可能鼓励一些群体进一步激进化，以在选举期间和其他群体做出区分。另外，选举还会增加政治人物的曝光度，让他们更容易成为目标[17]。

很难说，特朗普遇刺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世界范围内政治两极化和政治暴力越来越剧烈的今天，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意外。

参考文献： 

1.南博一. 特朗普遇刺，“右耳被子弹击穿”！拜登最新发声.(2024). 澎湃新闻.

2.Langer, G. (2010). John F. Kennedy’s Assassination Leaves a Legacy of Suspicion. PDF). ABC News. Retrieved May, 16.

3.James, D. V., Mullen, P. E., Pathé, M. T., Meloy, J. R., Farnham, F. R., Preston, L., & Darnley, B. (2008). Attacks on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 role of psychotic illn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Online, 36(1), 59-67.

4.James, D. V., Mullen, P. E., Meloy, J. R., Pathé, M. T., Farnham, F. R., Preston, L., & Darnley, B. (2007). The role of mental disorder in attacks on European politicians 1990–2004.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16(5), 334-344.

5.Hoffmann, J., Meloy, J. R., Guldimann, A., & Ermer, A. (2011). Attacks on German public figures, 1968–2004: Warning behaviors, potentially lethal and non‐lethal acts, psychiatric status, and motivation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29(2), 155-179.

6.Meloy, J. R., James, D. V., Farnham, F. R., Mullen, P. E., Pathé, M., Darnley, B., & Preston, L. (2004). A research review of public figure threats, approaches, attacks, and assassin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 49(5), JFS2004102-8.

7.Phillips, R. T. (2006). Assessing presidential stalkers and assassi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Online, 34(2), 154-164.

8.Martinez, J. M. (2017).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and Attempts in US History: The Lasting Effects of Gun Violence Against American Political Leaders. Skyhorse.

9.Fein, R. A., Vossekuil, B., & Holden, G. A. (1995). Threat assessment: An approach to prevent targeted violence (Vol. 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0.Fein, R. A., & Vossekuil, A. B. (1998). Preventing attacks on public officials and public figures: A Secret Service perspective. In The psychology of stalking (pp. 175-191). Academic Press.

11.Welle, D. (2021, October 16). UK leaders pay tribute to slain lawmaker. dw.com.

12.Welle, D. (2016, November 23). Man found guilty of murdering Jo ox. dw.com.

13.De Oliveira, A. P. (2021, October 18). Violence against politicans soars. dw.com.

14.Torgler, B., & Frey, B. S. (2013). Politicians: be killed or survive. Public Choice, 156(1), 357-386.

15.Boxell, L., Gentzkow, M., & Shapiro, J. M. (2020). Cross-country trends i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60.

16.Besaw, C. (2021). Election violence spiked worldwide in 2020 – will this year be better? The Conversation.

17.Perliger, A. (2015). The Rationale of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pp. 1-93).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