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蒋宏耀、母亲张立敏、干爹唐孝威、干妈吕芳，将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事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一个月，我出生于塔院对街的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我们这些出生在北医三院的核二代，都被称为“生在塔院的子弟”）。我八个月大时，我的父母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我，实在分身乏术、手忙脚乱，因此将我交给在清华任教的姥姥和姥爷抚养。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制中。 

1968年文革期间，清华两派发生武斗，晚上时常有枪弹划过胜因院的夜空，为了安全姥姥和姥爷逃到表姨家避难，我被送到塔院幼儿园。在此期间父母家被抄过三次，后来他们又被迫进入学习班接受改造。只好请在塔院同住的父亲四婶，带我回到湖南衡阳县农村老家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直到姥姥和姥爷在工宣队进驻清华园，清华园局势逐渐平稳后，才将我接回身边养育。我在清华上幼儿园、附小、附中，直至1983年考入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成年之前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对他们的了解零散且不完整。上大学以后，在美留学父母来陪我期间，及回国工作之后，我们之间才有机会长谈，也才能够听他们讲述“两弹岁月”，虽难免挂一漏万，但他们从亲历的角度对“两弹”研制过程的描述和评说，不常见于已有的海量“两弹岁月”回忆文献中。尤其在我自己也成为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后，觉得我父母的人生轨迹和对“两弹”事业的讲述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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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学院毕业的父亲被调去了“两弹”的队伍 

我的父母认为原子弹、氢弹研制的第一功臣是李觉将军。因为三年困难时期，身在第一线的将军坚决认为“两弹”研发工作不能下马，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坚持，中央极为重视将军的意见。 

此外，李觉将军做过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打破各部门壁垒，所有研究人员，无论是高年资的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大家都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讨论工作。 

九院分为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各部又分很多组，在此之前为了保密，各组围绕自身任务展开攻关，交流时很谨慎。 

李觉将军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与郭英会和我父亲等讨论如何应对。我父亲认为九院的同志都值得信任，支持李觉将军打破部门限制，让各组一起开会交流。 

定期召开的研制大会，从理论部先行试行的效果很好，于是就扩展到全院。李觉将军的此项重大决策，极大促进了研制的工作进度。在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期间的全体大会，大部分时间是李觉将军主持，有时朱光亚伯伯也会主持。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妈妈是会议的主要记录人之一。 

我问父母：李觉将军不懂专业，如何主持技术会议？他们说，李觉将军入伍前是大学生，听得懂，不但主持得很好，最后拍板决策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什么各方都信服。由于李觉将军领导有力，决策有方，全体大会交流后，“两弹”研制速度大大加快，1962年就完成了原子弹理论工作，并开始了氢弹的理论准备。 

当时的年青人学习能力很强，敢想敢干。氢弹研究曾卡在引爆上，妈妈说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提出了想法，大家沿着这个思路共同努力，攻克了引爆难题。父母认为从无到有，6年多成功爆炸原子弹，之后2年多成功爆炸氢弹，这一世界奇迹与李觉将军大胆打破各部门界限，亲自主持全院“两弹”研制会议的决策密不可分。 

1967年以后，李觉将军等九院领导被迫靠边站。我父母在塔院的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措手不及，很多“禁书”还没来得及清理，幸好抄家的人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封面倒扣，悄悄放一边，拿了些不痛不痒的去交差。除了上述有惊无险的抄家事件外，父亲还经历了一次生死危机。

在一次党内学习会上，听到传达林彪的“顶峰论”时，父亲说这是违反哲学思想的，到了顶峰还怎么发展。事后，林彪派系的军代表听说此事，向支部参会的每个人询问，大家都否认，称“老蒋没说过”。多年后每次说起此事，父亲总是得意的说：“军代表没来问我，问我一定会承认。”母亲会马上回怼：“你承认了就会连命都没了。”

我的母亲张立敏，1935年5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安丘。母亲的父亲张任是清华大学水利系首任系主任。1958年担任密云水库设计代表组（由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电力部，北京水利电力学院等单位的一百余位专家组成）组长，他从坝址选择到结构比选，从布设方案到施工图纸，他都一一审定，逐一勘察。母亲的祖父是前清进士，外祖父是北医创始人之一，第四任北医校长。 

妈妈先后在清华成志小学、北师大女附中（入学考试，妈妈排名第一）、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1954年高考，据说她的语文成绩是北京市第二。当时物理系录取分数最高，妈妈说，自己是靠文科成绩，才将总分拉上去，最终考上物理系的。 

母亲大学期间非常活跃。北大举办的各项文科诗文竞赛、哲学演讲比赛等，前几名常被物理系学生包揽，母亲也多次名列前茅；她还是学校运动会的“常客”，拿过多个比赛项目的冠亚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徐文骏叔叔曾告诉我，他当年是北大物理系的体育部长，有一次母亲参加自行车比赛，最后阶段有些落后，他冲上去跑步引导、鼓励妈妈，最终妈妈夺得了冠军。 

母亲也喜欢文娱活动。她说，北大有些演出“一票难求”，图书馆长梁思庄有时会特意给她留票。我还见过母亲参加文艺演出的照片。妈妈当年的同学说她是“北大校花”。但母亲不承认，只说“北大物理系女生极少，又都很活跃，大家才这么说”。

多年后，我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入学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多位北大毕业的教师找借口来看我；有位副校长还让人带我去他办公室，给我讲母亲在校时的故事，甚至告诉了我母亲大学期间的外号，可见母亲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有多深。寒假回京时，我把这些事告诉妈妈，母亲居然不记得这位副校长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了。

母亲的文学才华很突出，当时有校领导劝她转入中文系，却被她拒绝了。因为，姥姥想让她报考清华工科（舅舅毕业于清华水利系，姨妈毕业于清华汽车系），她却偷偷改成了北大理科，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愿，自然不敢再去学姥姥不喜欢的文科。 

1957年春，在清华工作、对政治很敏感的姥姥，让妈妈以“咳嗽”为由休学一年。原本母亲班上有一半多同学要被划为右派，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北大，在母亲班上的右派名单上划了一道线，线下的同学就不用被划为右派了。妈妈说，线下第一名是她的发小霍裕平叔叔（其父亲曾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母亲的同学们都非常感激杨述。

复学后，妈妈选择了地球物理专业。1960年毕业时，母亲写了“血书”要求去边疆工作，姥姥没能阻止她。但最后，母亲却接到一纸调令，要去花园路三号九院（当时叫九所）报到。据说那年九院在北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只选中了母亲一人。

母亲刚到九院时，好像在老二室，也在实验部待过，后来因为文笔好，被调到机要秘书部门工作，负责为业务领导写会议纪要。当时几位业务领导大多只负责原子弹某一部分的工作，只有朱光亚要统筹原子弹整体研制。秘书们没有具体分工，谁有空就由谁来做纪要。 

妈妈刚开始更喜欢在王淦昌主持的会议上做记录。王淦昌认识姥爷，也尊重姥爷，对母亲格外宽容。妈妈说，三年困难期间，王淦昌办公室的点心、饼干，经常被她吃光；王淦昌夫人知道后，每次都会特意多放些在办公室。妈妈还和王淦昌的大儿媳是闺蜜。

后来，秘书室其他秘书总推母亲去做朱光亚主持的会议做记录。朱光亚要求特别严，还经常批评人，大家都有点怕他。妈妈说，第一次给朱光亚做会议记录，交上去的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她看见上面一个大红叉子从头划到尾，眼泪顿时就忍不住往下流。但在大红叉末尾，朱光亚亲自重写了一遍纪要。妈妈边哭边琢磨了一晚上，特别受启发，很快就掌握了记录要领。第二次交上去的纪要，朱光亚几乎未改就将其入档了。从那以后，妈妈就跟朱光亚记录比较多了。 

九十年代，“两弹”相关信息开始解密，父母也先后离退休。他们曾去美国陪我住过一段时间。因长期的保密习惯，母亲当时连原子弹都说不出口。还是我逗她、引导她，她才逐渐习惯讲出来。

1997年5月与父亲和母亲在美国罗德岛州布朗大学毕业典礼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