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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这个词，我们听得太多了——从“0到1”的研究、“原始创新”、“世界一流”……

我们对“卓越”的理解，往往随着身份、位置和利益的变化而改变，甚至不自觉地陷入“双标”。 

在种种混乱的定义，以及，漫天乱飞的各种说法之下，我们是否真正知道什么是卓越？你是如何理解卓越？ 

当口号、考核与真实探索发生冲突时，你是否还敢坚持自己心中那份“卓越”，那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在尚思2025峰会的最后一个圆桌会谈环节，尚思研究院首席科学官李党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在座的嘉宾。

那场圆桌会谈的讨论主题便是：“Scientific Excellence: What and How to” ，即：什么是科学卓越？又该如何实现它？ 

参加那场论坛的嘉宾中，有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于洪涛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张宏研究员。

他们从各自的科研经历出发，拆解了“卓越”背后的不同维度。袁钧瑛指出，与其追逐“热门”和标签，不如追问自己是否在解决那些真正令你保持长期好奇的问题；于洪涛直面研究生毕业与卓越科研之间的张力，给年轻学者和 PI 提供了在短期考核与长期目标之间“曲线前行”的现实路径；而刚刚在《知识分子》发表过引发广泛讨论的科研生态评论的张宏，则系统阐述了他关于科研资源应呈“倒金字塔”结构的思考——越是职业早期，越应给予更多自由；当拥有话语权之后，更重要的责任是为后来者“搭桥铺路”。

这是一场没有预设脚本的圆桌，对话刻意为台下学生和青年学者保留了大量提问时间，让科研人的真实困惑得以走到舞台中央。 

《知识分子》特将圆桌精彩内容整理如下。

01

袁钧瑛：我们本次圆桌的主题是：如何追求卓越？但“卓越”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正如那句俗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关键在于：你真正热爱什么，对什么问题保持持久而深切的好奇。 

我想分享一下我对“如何追求卓越”（how to be excellent）的理解。其实在科学界，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答案：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真正的交叉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我曾问过丘成桐先生：“您 33岁就获得菲尔兹奖，是怎么做到的？”他淡然一笑：“没什么特别。我当时发现了一个物理问题，就‘混’进物理系待了两年，最后用数学方法把它解决了。” 

这说明什么？当你在本领域遇到无法突破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借助另一个学科的工具或视角。正如中国古话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还想特别强调：交叉不是简单拼接，顺序和目标极其重要。

我们中心叫“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而不是“化学与生物交叉中心”。很多人会把名字念反，但这其中差别巨大。2012 年命名时，我特意把“生物”放在前面，因为我们的理念是：以生物学问题为导向，用化学手段去解决。 

这个理念源于我在哈佛的观察。上世纪 90 年代，哈佛曾大力推动“化学生物学”（chemical biology），但后来方向走偏了。化学家们热衷于合成高度复杂的天然产物分子库，希望生物学家去筛选；而生物学家则认为这些分子过于复杂，难以优化，远不如药物研发中常用的小分子实用。双方目标不一致，合作难以持续。几年后，化学团队撤出，后来 Broad 研究所成立，化学与生物彻底分家。 

但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当时面临一个关键生物学问题：在细胞凋亡通路中，即使抑制了当时主流认为细胞凋亡几乎不可替代的“执行者”caspase（半胱天冬酶），很多细胞仍然会死亡，而且是以坏死（necrosis）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在当时主流的细胞坏死理论之外，还存在一条机制完全未知的路径。 

因为当时没有现成的生物学工具，我们决定走一条“歪路”：用非靶向的小分子库进行随机筛选。很多同行劝我们别做，因为“就算筛到抑制坏死的小分子，也找不到它的靶点”。 

但我们坚持了下来。整整八年，终于得到一个可逆性激酶抑制剂——后来被命名为 necrostatin。它能有效阻断细胞坏死；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敲除其靶蛋白 RIPK1 时，细胞反而对坏死更敏感，这从遗传学角度反向验证了这一通路的存在。 

这项工作不仅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细胞死亡调控机制，如今 RIPK1 已成为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炎症相关疾病的重要药物靶点。 

前不久，一位当年参与哈佛早期化学生物学项目的学者来访我们中心，听完报告后感慨地说：“在哈佛，化学生物学已经‘死掉’了——ICCB 只剩下筛选平台。但你们在上海，居然把它做活了。” 

我告诉他：“因为我把‘生物’和‘化学’的顺序调换了。我们不是让生物去服务化学，而是以生物学重大问题为出发点，用化学作为工具。”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追求卓越？

我个人的答案是：做真正的交叉研究，但要始终分清——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工具；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只有这样，交叉才能带来突破，而不是混乱。

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 

于洪涛：刚才袁老师分享的案例非常生动。正是通过一个小分子 necrostatin 的抑制作用，袁老师他们定义了程序性坏死（necroptosis）这一全新通路，而且回国后持续深耕，形成了极具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方向。

谈到“卓越”，我觉得并不玄乎。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真正有分量的工作。我不敢妄谈“抛砖引玉”，只想用我最敬重的两位科学家作例子。

刚才提到的 Marc Kirschner（哈佛医学院系统生物学系创始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在细胞周期调控、胚胎发育和系统生物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闻名），以及 Stuart Schreiber （哈佛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化学生物学领域的奠基人），我1990–1995 年在 Schreiber实验室做博士生，1995–1998 年在 Kirschner 实验室做博士后。他们风格迥异，甚至理念相左，但我对两位都怀有深深敬意。

许多人不知道，第一个HDAC是 Schreiber 实验室发现的；后来我在 UT Southwestern 时，一位长期参与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提名的前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Schreiber一直死磕HDAC，可能早就拿到诺奖了。” 但我知道，Schreiber不会一辈子守着一个问题。他兴趣广泛，思维活跃，不断转向新的前沿，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家的精神。 

调控有丝分裂退出的关键泛素连接酶复合体——后期促进复合物（Anaphase-Promoting Complex, APC）——则是 Marc Kirschner 与Kim Nasmyth 等团队在 1990 年代中期几乎同时、彼此独立地揭示其核心功能的。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泛素的发现，而像 Cyclin 的周期性降解、以及 APC 复合体作为关键 E3 泛素连接酶调控有丝分裂退出，正是这一泛素-蛋白酶体体系在细胞周期领域最经典、也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 

Kirschner 虽然没得过什么大奖，但他的工作有远见、有原创性，并且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我越来越觉得，科学探索的乐趣比得奖更重要。所以，卓越并不等同于奖项，而在于：你是否在追问并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于洪涛 

李党生：张宏老师，您前段时间在《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关于科研生态的文章（见推文：张宏院士：“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在网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您也一下子成了“自带流量”的科学家。今天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台前幕后？

尚思研究院首席科学官李党生 

张宏：说实话，站在这里我特别紧张。前阵子突然有人说我“刷屏”了，我还问：“什么叫刷屏？”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好像被卷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关于那篇文章，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刷屏”。我平时几乎不接触外部信息，手机里只关注四个公众号：大屯路15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BioArt，还有一个叫“饶议科学”。所以我一直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很多事真的不知道。

比如《知识分子》，我一直以为那是一本杂志，就去参加了他们的座谈和采访，完全没意识到这些内容会被广泛传播。要是早知道会“刷屏”，打死我也不敢说（笑）。

但说实话，我确实在长期思考一个问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奇怪，我平时几乎不公开发言，怎么突然开始说话了？其实早在 2015 年 7 月，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评论，大意是：“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比单纯增加科研经费更重要。”

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只是很少对外讲，只和少数信任的同行交流。最近两年，因和袁钧瑛老师一起参与项目，她对我影响很大。她常说一句话：“说真话，睡好觉。”如果你有话不说，或者违心说话，晚上是会失眠的。 

我想，我也快 60 岁了，何必再委屈自己？所以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觉得该说。 

顺便坦白一件事：我曾经以为“小红书”是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小时候人手一本“红宝书”，一说“小红书”我就往那儿想。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所有社交媒体对我来说几乎不存在。 

我其实有社交恐惧症，人一多就紧张。但奇怪的是，我做学术报告一点也不怕——站在台上，我会把台下的人都当成 CT 图像或显微镜下的细胞。所以今天我只能努力盯着袁老师和洪涛老师，假装台下没人。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张宏研究员 

李党生：那有没有什么内容，是您特别想说、但那篇文章里没能呈现出来的？

张宏：确实有，编辑删掉了一部分，而删掉的恰恰是我现在最想说的。 

我一直觉得，“四个自信”里，科学自信应当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二十年，尤其是 80 后、90 后这一代科学家回国后，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提升非常快。可以坦率地说：今天很多在美国普通高校任教的教授，如果现在回国申请项目，未必能拿到杰青。 

我当然欢迎海外人才回国，但我希望大家明白：不要带着“我是来拯救中国科学”的心态。今天的中国科研环境，早已不是二十年前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救世主”，而是扎根、共建、育人的同行者。 

我还一直在想，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文化？从周总理那一代起，我们就不断追问：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传统也一直强调，科学不仅是论文，更是价值与传承。

所以我认为，科研资源配置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职业早期，应给年轻人更多自由和经费，广泛探索；中期，再逐步聚焦深耕；到了形成稳定产出、拥有资源和话语权的阶段，反而应减少资源占用，转而支持新人。因为这个时候，你更重要的角色是“搭桥铺路”，而不是继续占坑。 

所以，我特别敬重于洪涛、袁钧瑛这批回国的科学家，他们不仅自己做研究，还投入大量精力培养年轻人。这才是对中国科学长远发展的真正贡献。 

原文里有一句话被删了，大意是：如果你始终在追问“什么是卓越”，那你永远处在卓越职业生涯的早期。 

最后说一句可能有点直的话：如果按现在中国的评审标准，恐怕 70% 以上的美国普通高校教授，回国后都很难拿到杰青。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科研水准真的上来了，我们该有自信。 

观众提问：您说自己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性格如此，如何保持与时俱进？ 

张宏：保持自己，其实没有必要刻意“与时俱进”。你只需要在乎一件事：你的 science。 

我再讲个笑话，我在生物物理所，刚刚入职的时候，即便“身不离所”，当我把车开到所门口，保安都会过来跟我说：“你把货卸了，赶快走！”。即使现在我当了院士之后，我进生物物理所，已经很多次被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去。我特别生气的是，我们的食堂——中科院所有的学生跟老师都可以进去——但在那个门口，我会被堵很多次，不让我进去…… 

但后来，我想想，那有啥，我就是这个样子呀。别人如何看你、你穿什么、说什么，都不重要。袁老师也好，彭老师也好，看我张宏，从来不是因为这些的，而是因为我的研究。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你做好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你就可以给自己定义什么是幸福，这样就非常好啊。

03

观众提问：大家都在谈“卓越科研”，可研究生毕业有年限要求。在有限时间里，如何平衡“追求卓越”和“按时毕业”？ 

于洪涛：过去那种“一个学生从头到尾完成一个宏大课题”的模式，在今天已经不太现实。更可行的路径是：尽早启动、快速验证、不求完美。 

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现象或新机制，哪怕只是初步证据，也不要执着于把它“彻底做完”。真正重要的问题，往往是越做越开阔，而不是越做越封闭。 

所以，我并不主张学生为了“完成一个大课题”而继续留在同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科研本来就是一场接力赛，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阶段解决所有问题。 

对学生而言，关键不是把问题做到“终点”，而是给出一个有分量的开端——这既是能力的证明，也是未来发展的敲门砖。有了这个起点，你才能去新的平台、接触新思想，沿着真正感兴趣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至于时间，我认为5–6 年是比较合理的博士周期。超过这个年限，很多学生对科学的热情反而会从积极转为消极。所以我的建议是：该走就走。

不一定非要等到一篇“顶刊大作”。只要是一个新颖、可靠、有启发性的发现，就值得发表、也值得毕业。

袁钧瑛：我基本同意洪涛的看法，但想补充一点：发表论文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对评审者、用人单位和同行来说，论文是你科研能力最直接的“凭证”。没有论文，别人很难判断你的真实水平。 

因此，我对学生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选实验室时，一定要选一个导师真正擅长、深耕多年的方向。 

我见过不少例子：一个原本做肿瘤的 PI，突然想转做神经退行性疾病，让学生从零开始摸索，结果两三年连基本技术都没跑通，更谈不上产出——这对学生非常不公平。 

做科研，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快。导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能迅速判断数据价值、告诉你“下一步该做什么”。学生常说：“袁老师一句话，能让我少走一年弯路。”这正是积累的意义。 

所以，从导师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要让研究生去承担高风险的“从 0 到 1”，那是 PI 或博士后的任务。 

在学生阶段，更合理的方式是在一个有积累、有支撑的体系里快速产出、建立信心、顺利毕业，再决定是否走向更原创的道路。 

观众提问：我们一边被鼓励“从 0 到 1、长期主义”，一边却要面对 35 岁、45 岁的年龄门槛、3–5 年的短期项目考核。这种制度与口号的矛盾，让我很迷茫。

于洪涛：你提到的是国内科研生态的一个“痛点”。 

35 岁、45 岁这种硬性的年龄线确实不太合理，但如果完全取消，又可能挤压年轻人的机会。所以，我更倾向于看“独立科研年限”——比如建组多久了，这个指标比年龄更公平。

更大的矛盾在于：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做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创工作，可经费支持却是短周期、强考核，甚至 tenure track 也是 5–6 年定终身。对生命科学来说，这非常不利。

现实怎么办？很多时候只能“曲线救国”。 

你真正想做的高风险课题，很难直接写进基金本子，因为评审人会说“太不确定”“没有 preliminary data”。所以只能用一些稳妥、能快速出结果的小项目去申请经费，维持实验室运转；同时，悄悄用一部分资源探索你真正关心的大问题。

这听起来很无奈，但却是许多一线 PI 的真实处境。当然，现在情况已经在慢慢改善了，像今天类似尚思这类的机构，也是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李党生：讲点实用的，招聘年轻人时，你们三位最看重什么，请用一句话快速回答。 

于洪涛：我们希望找那种做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有新意的人。 

袁钧瑛：不光要做得新、做得好，还要能与中心现有 PI 形成有效互动，是否能融入团队非常重要。 

张宏：我们在生物物理所的标准，就是于洪涛老师的要求加上袁钧瑛老师的要求。

（文中图片均由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