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文彬，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撰文｜李想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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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学术生态愈发恶劣，且就业困难，本人决定就此关门大吉，不再招收博士生。也奉劝各位硕士不必再读博士。远离伪学术，工作重于学位，好好看书过日子才是正道。”

5月26日，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在自己的第10位博士毕业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这条消息，决定停招博士生。自2000年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路文彬就一直执教于北京语言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的文化伦理研究。此外，他还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一位从教26年的文学教授，为何会公开劝学生“远离伪学术”？在他看来，如今的博士培养，正越来越被核心期刊异化。越来越多的高校将CSSCI核心期刊（以下简称为C刊）发表数量作为博士毕业的硬指标。博士生入学后，导师首先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培养其阅读习惯、问题意识与研究能力，而是怎样尽快发出两篇C刊论文。与此同时，人文社科领域的核心期刊版面竞争也在持续加剧。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从事社科活动人数已超过100万人，而C刊全年发文量仅6万余篇。在有限版面之下，论文发表逐渐演变为一种高度稀缺的学术资源竞争。

在对话中，路文彬还提及当前核心期刊运行中存在的人情关系问题。一些兼任核心期刊负责人的学者间私相授受，使本该公平的学术发表机会在人际关系的影响下，渐成资源交换。部分青年学者无奈于“人脉关系”在论文发表中的权重上升。而在学术能力衡量标尺中，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却成为比论文本身的内容、质量更重要的指标。

在他看来，这种评价导向正在持续向下传递，影响博士培养、毕业、就业乃至更下一代学生的全链条学术生态：导师、学生与青年教师普遍被卷入项目、论文、“帽子”的评价体系中。而博士培养、C刊发表与应聘高校教职之间，也形成了越来越强的绑定关系。更多高校在招聘教师时将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作为硬性门槛，不少没有C刊论文的博士甚至只能流向中学。

路文彬所提出的问题，不只事关他个人是否继续招收博士生，更关乎这场围绕核心期刊、项目和资源的学术竞争如何才能回归学术本质。在与《知识分子》对话的最后，他说到，“如果把我放在当下的时间点，我基本不大可能做学术了，绝对会很迷茫。”
 

图源：路文彬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知识分子》：网上有人说，你是因为即将年满60岁退休，所以故意公开“关门大吉”，不再招收博士的消息来吸引眼球。按照相关法规政策，你应当什么时候退休？

路文彬：我还有将近四年才退休。根据《北京语言大学教职工退休管理办法》，博士生导师的退休年龄为63周岁。2024年国家又出台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按出生时间，我会再延迟6个月退休，也就是到63岁6个月退休。

《知识分子》：你做出不再招博士的决定，是最近才产生的想法，还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考虑？

路文彬：其实不是现在才决定的。我们学校从2025年开始要求博士生入学后必须发表两篇C刊文章。当然，北语不是个例，这两年很多学校都开始要求博士生发核心期刊作为毕业条件，根本上是为了给学校创造漂亮的学科科研数据。对此，我是不认同的。我觉得这是在压榨、为难学生，所以我2026年就停招了一年。

以前要求发表两篇普通刊物还可以理解，但要求两篇核心期刊，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全民都在发核心期刊：高校教师要评职称、拿项目、拿“帽子”；退休返聘的老师也有任务；学生也在发。资源就这么多，这么多人抢，一个普通博士生怎么可能完成？

博士生本来是来学习、读书、思考的，和导师交流的，而不是一入学就开始产出成果。真正的成果应该是博士毕业前后慢慢形成的。但现在学校这样要求，最后压力就转嫁到导师身上。作为导师，我不可能眼看着学生毕不了业，只能去想办法。可我自己发文章，也从来不求人。我一直觉得这个风气不好。

现在我想帮学生毕业，就得去找关系、求人情。本单位的人在单位主办的核心期刊发刊都要排队等两年多，多的甚至要四五年，而博士四年就要毕业，时间根本等不起。如果我明知道他们未来会越来越难，我还继续招博士，我觉得是对学生不负责任。

去年学校又开始希望导师要拿项目，我就更抵触了。因为现在项目已经变成了学者的紧箍咒，也是获取名利、“帽子”和资源的工具。所以我就决定之后彻底不招博士了。

此外，还有一些个人原因。由于报考人数较多，我在2024、2025年连续两年都想多招一个博士，但最终学校没给名额。我心里也有些失望。

（编者注：根据《北京语言大学2026年中国内地博士生招生简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须有优秀的学术综合表现，包括发表至少2篇与本专业相关的CSSCI期刊、 集刊等B类I级及以上论文”。）

《知识分子》：我们看到教育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高校从事社科活动的人数为102.6万人。而根据《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报告2025》，当年C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只有60752篇。显然人文社科研究者对于核心期刊版面的竞争日益激烈。除此之外，你不认同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C刊作为毕业条件，还基于哪些学术生态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路文彬：现在很多核心期刊已经变味了。不少核心期刊的编辑、编委本身就是学者，这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大家互相交换资源：我在你那里发，你在我这里发；你的学生来我这里发，我的学生去你那里发。很多编辑也会直说，他们不会轻易用不认识的人稿件。因为给你发一篇核心期刊，就意味着给了你很多现实利益，比如晋升职称、拿到项目、收入增加。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利益给一个陌生人？

这些年核心期刊越来越卷，我甚至会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发表核心期刊，和年轻人抢版面是件有些羞耻的事情。作为所谓功成名就的学者，应该把舞台让出来。年轻学者、学生那么多，都需要发表，你不能一直占着资源。现在除非核心期刊约稿，我也觉得选题有价值，否则不会主动向核心期刊投稿了。

《知识分子》：核心期刊版面之争背后，有哪些深层问题？

路文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已经把发核心期刊本身，当成了成果和成就，这是严重的异化。所以我才会说，现在很多人做的是“伪学术”。大家看到谁发文章，很多时候并不关心文章写了什么，只关心这个人又发核心期刊了。人们看的只是目录，而不是内容。这说明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没有真正的学术热情了。当下不少学者聚在一起，也不谈学术，谈的都是项目、资源、“帽子”。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做出真正好的学术？

现在学术竞争，竞争的已经不是学术本身，而是一种权力，核心期刊也是这样。我的很多同学、师弟师妹，现在都是核心期刊主编、副主编。但我从来没主动在他们那里发过文章。他们也问我，为什么不投稿？我首先反感权威期刊这种说法。刊物就是刊物，文章发在核心期刊还是非核心，从文章本身来说并没有本质区别。像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很多重要的经典论文都发表在并不著名的刊物上。这一直是我认同的榜样，我从来不太在乎刊物等级。

为什么要给学术刊物做等级划分？现在大家都想在知名刊物上发文章，其实本质上是在认同一种学术等级制。我们真正应该反对的，不是某一个压迫者，而是压迫人的等级制本身。而有些人是想把压迫者推倒，然后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

《知识分子》：站在导师的角度，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作为博士毕业的指挥棒，会对博士生培养造成哪些影响？

路文彬：以前学生一来，我会要求他们认真听课，每周或者最多半个月交一篇读书笔记。我们会一起谈论文、磨选题。现在学校要求博士必须发核心期刊，我就不敢那么培养了。学生一进来，我首先想的已经不是怎么培养他，而是怎么让他赶紧写出两篇能发核心的文章。

过去我和学生之间是很从容的，三四年慢慢打磨一篇博士论文。但现在一切都被核心期刊绑架了。论文质量反而变成软指标，是否发在核心期刊才是硬要求。这已经让学术严重异化了，甚至连导师也一起被异化。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几年之后他能不能毕业。如果学生因为我而毕业困难，那我不如就不招了。

《知识分子》：决定不再招博士之后，自己会不会有遗憾？

路文彬：肯定还是有遗憾的。还有很多学生在等着考我的博士，有的学生已经考了四五年，我也没能把他们招进来，心里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但另一方面，我现在也会劝很多人不要读博士。因为现在很多人读博，已经不是因为真正热爱学术。一部分人是为了满足高学历的虚荣心；另一部分人是觉得大学教师这个职业体面、稳定、收入不错。他们未必是真的喜欢学术，只是觉得当大学老师比较舒服。

《知识分子》：你现在还有几位在读博士生？会不会受到学校要求发表两篇C刊才能毕业的影响？

路文彬：至少还有三位同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去年实行这个政策以后，我就只招了一位学生，之后就不想再招了。

《知识分子》：除了“学术生态愈发恶劣”，你还提到了“博士就业困难”。你自己的学生中有实例吗？

路文彬：前几年，我的学生找工作其实都还可以，但最近明显越来越难，我有一位博士最后只能去民办高校。此外，我看到经济学院很多博士生毕业后也只能去了民办高校。中国的民办高校和西方的私立大学不一样，在生源、资源、科研等方面条件都很有限。很多学生读博士，本来是想做学者、做研究，但去了民办高校后，教学和科研都很困难。这一点也会让我思考，为什么还要继续招博士生？

另一位澳门大学文学博士和我说，他原本是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态追求学术的，但没有人脉，文章也不好发，自己又不会搞关系，不得不放弃学术。后面他到应聘南京一所中学应聘教职，笔试第一，最后面试被刷掉，连递补机会都没有。一个澳门大学的文学博士，连中学都进不去，博士很难就业已经是现实了。可与此同时，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学校开始扩招专业型博士，一年学费十几万，一个导师招五六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以后只会越来越严重。

《知识分子》：您现在还有在读学生。他们现在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路文彬：除发表核心期刊之外，最大的压力就是找工作，但这两个问题也是连带存在的。现在很多普通高校，甚至是过去的二本院校，招聘都要求两篇以上核心期刊论文。据我所知，比如东部某省份从省教育厅就要求，应聘该省的高校教师都需要有两篇核心期刊论文，这个门槛直接就刷掉很多人。

《知识分子》：在你公开宣布不再招收博士后，身边人有没有给你一些反馈？

路文彬：也有同事劝我2027年还是要继续招。但我觉得没有意义。当然，对导师来说，招博士是有好处的：有津贴、有学生、有资源、有人脉。所以很多人会想，能招为什么不招？

最近也有很多学生来找我，说对学术越来越迷茫，文章难发，工作难找。很多真正认真做学术的人，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有个学生考了两年没考上我的博士，到了第三年我想把他招进来。结果他已经考上了西南某985高校，读了两年后又跑回来找我，想重新跟我读。他说身边同学抑郁的很多，导师压榨严重，几年下来什么都没学到，眼睛倒是近视了好几百度，就是给导师打工，不仅没有收入，连署名都没有。

还有一位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告诉我，自己已经心灰意冷。学校老师请来做讲座的全是核心期刊主编、副主编。学生们也都知道自己只是来听听课，当作“背景板”，请这些人来的目的就是老师为了自己以后发文章。

现在掌握核心期刊的人最牛。有个学生后面去了云南某高校，给我发来他们学校的讲座名单，四个讲者全是核心期刊主编。我说这不就是在拉关系吗？学生也只能笑着不说话。在这种环境下，又要求博士生发核心期刊，这就是上逼着学生学会搞关系、去巴结。甚至可能学生都巴结不上，那老师就要亲自下场去“建立联系”。

《知识分子》：怎么看待一些导师在自己无贡献的学生论文上署名的现象？ 

路文彬：有些老师习惯把自己名字放在学生前面，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如果老师觉得这样理所当然，去占学生便宜，那么学生以后当了老师，也会继续这么做。这种风气就会一代代传下去。

从自己来说，我培养学生从来没想过让他们替我干活、给我署名。我和学生合作署名，一共只有两次。一次是一个留学生，投稿必须挂导师名字，我就让他把我名字放后面。还有一次，是我给了学生一个题目，文章整体结构和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帮他梳理的，那次算是真正合作，所以我署了名。

《知识分子》：对比现在的学生和若干年前的学生，你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路文彬：我现在给本科生上课，经常会觉得很失落。学生缺少听课热情，在高中完全透支完了。以前本科生都会下课以后围着老师聊天、提问题。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有学生下课主动和老师交流、讨论问题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是如此。学生丧失了求知欲，没有求知欲，不少学者也没有了求知欲，坐在一起很少谈学术，谈的更多是资源，都被功利的体系彻底裹挟了。 

那位澳门大学的博士跟我说，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不友好了。我听完很悲凉，年轻人本来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些“老登”要适当甚至大幅度地退出历史舞台，不要退休返聘了还在抢核心期刊、抢项目、抢各种“帽子”和资源。同时，我也希望教育、科技主管部门能把这些条条框框、“帽子”体系去掉，让学术回到更自由、更松弛的状态。真正健康的人，是在自然和松弛状态里成长起来的，学术也是一样。

《知识分子》：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你还会选择走学术道路吗？

路文彬：如果把我放在当下的时间点，我基本不大可能做学术了，绝对会很迷茫。尤其是现在很多高校实行“非升即走”，我肯定不会去这些学校。

我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如果后面始终有人拿着鞭子抽着你、逼着你生产，我会觉得失去了尊严和自由。在这种状态下做出来的学术，我觉得是不真实的。如果一定要做，我可能宁愿去一个更小、更边缘的学校，只要它还能给我一点自由。但如果评职称、项目、考核全都变得这么卷，那我会觉得这条路没有意义。我以前就跟学生说，如果今天是现在这种读博环境，我不会再考博士。

现在很多人读博士，其实是因为大家都在读。别人有博士学位，你没有，就会焦虑、恐惧，觉得自己竞争不过别人。大家被集体的洪流裹挟卷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