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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良,图片来源:武汉大学
撰文 | 叶无言
责编 | 李晓明
2017年一年,武汉大学教授李红良在影响因子为30的《自然·医学》上发表了4篇文章,但在举报人 H看来,这不仅不应当祝贺,反而是“Too good to be true”。事实上,他向本刊举报其中两篇李红良的论文涉嫌造假已有一段时间。
几个月前的某天,H和助手来北京与《知识分子》面谈,举报他所发现的李红良的两篇论文涉嫌造假,相关猴子实验周期远没有达到论文中声称的30周和32周的时间,而且实验中十分关键的肝脏门静脉注射的猴子数量也不够;H提供了据信来自李红良实验室的相关实验记录作为佐证。
《知识分子》历时数月,相继通过核实李红良实验室购买猴子的协议、政府批文记录,以及与李红良课题组成员及其所在的武大动物实验中心工作人员求证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截至发稿时,举报人选择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但《知识分子》确认其身份系武汉大学“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据武汉大学官网信息,李红良现任基础医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ABSL-III主任,兼任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中南医院医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近5年,已发表SCI论文120余篇。2017年连续第三年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也是武汉大学唯一一位入选医学领域榜单的教授。
(一) 被举报两篇论文属同期研究
李红良被举报的两篇文章发表在《自然·医学》上,题目分别为《靶向CFLAR改善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炎》(2017年2月20日在线发表,以下简称C文)[1] 和《多泡体调控蛋白Tmbim1通过靶向Tlr4的溶酶体降解改善小鼠和猴子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2017年5月8日在线发表,以下简称T文)[2]。
C文发表后,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所在官网报道称,“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天然免疫重要分子CFLAR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疾病进程中的关键负调控作用,并深入阐明了其分子机制,对NASH的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该论文是武汉大学首次以独立第一作者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在《自然•医学》发文。”
C文和T文应是同期研究的两篇论文。此前有新闻报道称,“本次发表的Tmbim1论文是CFLAR研究的同期工作”[3]。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结构上, 两篇文章均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比如: C文中CFLAR基因和T文中Tmbim1基因在非酒精性脂肪肝 (以下简称NASH) 中均被下调; 通过构建这些基因敲除鼠证明两种蛋白与肝脏脂肪变性和炎症有关; 两种蛋白都具有抑制NASH进展的功能 。从杂志收稿日期看, C文为2016年9月9日, T文为2016年10月2日, 相隔不到1个月。而且T文多处引用了C文。
更能说明两文是同期研究的直接证据是, 两篇文章中的猴子实验共用了同一组实验对照猴。作者在T文也明确写道:“AAV8对照注射的猴子与我们平行研究中的猴子是一样的” 。AAV8即血清型编号为8的腺病毒。
(二)关键的猴子实验
在C文和T文中,为了分别验证CFLAR(S1)和Tmbim1在猴子NASH病症中的治疗作用,李红良等设计了非常类似的实验(见下图),并如上所述共用了对照组。
按照C文所述,猴子(Macaca fascicularis )是从广西防城港常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买的。课题组按照一定参数从很大数量中选择了18只猴子,这些猴子已经有了中度脂肪肝变性,炎症和纤维化,年龄在8-9岁,体重在8~9千克。
然后这些猴子被运到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在正式开始实验之前,这些猴子被喂食普通食物,适应了2周。
根据论文描述,实验开始 (示意图表示的0周),猴子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AAV8-CFLAR(S1)组,8只猴, 一组是AAV8控制组,10只猴。在进行实验时,猴子需要被禁食12小时,禁水4小时。然后正式开始手术,注射AAV。关键的部分是,手术需要打开猴子腹腔,找到肝脏门静脉实施注射。在注射完毕之后的30周内,每天两次喂食高脂肪食物,让其发展至更严重的NASH和MetS(代谢症候群),检验“引入AAV8-CFLAR(S1)是否能阻断NASH的恶化以及改善严重的NASH病情”。30周结束后,进行猴子组织活检(Monkey liver biopsy)以及其他指标检测。
对照两篇论文来看,两个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T文声称在AAV注射后观察了32周;而C文为30周。当然,两个实验注射的AAV也不同,不过用的是同一个10只猴子的对照组。
(三)造假疑点之一:猴子实验周期不足
举报者H认为,造假关键疑点正是出现在涉及猴子的实验中——实际实验周期与C文或T文描述的实验周期(30周或32周)相差甚远。
举报人H称,该实验购买了50只猴子,到达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的日期为2016年3月2日;经过2周适应期后,2016年3月16日检测了猴子的各项生理指标;2016年5月6日给50只猴子进行了周围静脉AAV注射,而文章投稿日分别是C文的9月9日和T文的10月2日。如果按照5月6日算,两个猴子实验的周期至多分别为18周和不足22周的时间,远远不足论文中描述的30周和32周。
H提供了据信来自李红良实验室的50只猴子的《实验猴个体档案》,其中标明的销售日期为2016年3月2日,销售批文号为“桂林审护字[2016]14号”,目的地为“武汉”。在这些文件的“适应期”部分,标出的接受日期均为“2016.03.02”,来源为“广西防城港常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分子》就H提供的材料做了进一步核实。购买实验猴一般均需经过林业部门的批准。为了找到论文中提及的猴子的购买记录,《知识分子》查阅了来源于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的《实验猴购销合同(协议)》,以及广西林业厅网上公开的2015年1月至今的行政审批事项纪录,印证了H的上述说法。
综合两地林业部门的纪录,从一开始出售方与购买方签订购销合同并在武汉(或)湖北林业部门备案,到出售方向广西林业厅提出申请,获得销售批准,获得运输证,每一批次从广西销往武汉的实验猴纪录,其时间节点均匹配;虽然偶然有一地林业部门的纪录缺失,大部分批次两地林业部门都有相互匹配的纪录(见下图)。
C文和T文提到的实验食蟹猴购买自广西防城港常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目的地为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编者按: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也即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从上述纪录来看,符合这一条件的有两批次:一次购买了50只;一次购买了10只。而且来源于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的《实验动物(食蟹猴)购销协议》显示,仅有这两次购买的甲方签字人为李红良。
具体拿50只猴的购买流程来说,甲方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和乙方广西防城港常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4日签订了《实验动物(食蟹猴)购销协议》(甲方的签字为李红良)。乙方于2月1日向广西林业厅申请“出售,收购,利用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批准”,具体为“向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出售50只食蟹猴”,2月15日办结[4];此后2月29日乙方进一步申请“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运输证核发”,具体为“办理向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出售50只食蟹猴运输证”,2月29日办结[5]。
上述李红良签字确认,林业部门备案的两个批次的实验猴购买事宜,《知识分子》也从接触到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人士A处得到了进一步印证。A告诉《知识分子》,猴子的资源很有限,李红良之前做一些老鼠的实验,并没有做过猴子的实验;而猴子买进来是“2016年过完年,应该是3月份交基金那会儿,第一次用猴子开始做实验。”他还提到,猴子运过来有两次,“一开始是50只;后面是10只”。
广西林业厅的纪录显示,由于后面的10只猴子获得运输证的时间为2016年9月29日,超过C文给杂志投稿的时间9月9日,以及太接近T文的投稿时间10月2日,基本可以排除这一批是这两篇文章的实验用猴。
而且,根据《知识分子》求证,此前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也不可能有其他猴子可供用于李红良上述实验。
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人士B,以及A和H均向《知识分子》表示,李红良在2015年5月成为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A3实验室主任;他当主任后,原来动物实验中心的猴子,正在做实验的和没有做实验的,“几乎都处死了”,此后重新购买了50只猴子用来做实验。
李红良实验室成员、在武汉动物实验中心负责接收动物的王勇(论文作者之一)告诉《知识分子》,经过前期和林业部门办理手续后,50只食蟹猴“3月初就到了”;他还表示,“具体(做)实验,他们有专门的负责人,(做的)是肝脏代谢方面的”。
然而,根据已经掌握的实验时间表,相关猴子实验到底从何时开始,显得有些混乱,且与李红良论文不符。
根据H提供的另外一份据称来源自李红良实验室的《肝脏代谢猴模型的建立与应用实验时间表》(以下简称“实验时间表”),该批猴子的接收日期为2016年3月3日,在3月15日进行了50只猴的采血;3月15日,16日两日进行了B超,体重,体温,体长,呼吸率的检测。《实验猴个体档案》标明了“生理指标”,“体表”的检查日期为3月16日,而“血生化”的检测单位为武汉迪安医学检验所,时间也为3月16日。按照论文的猴子实验流程,猴子到达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后,需要喂食普通食物,适应两周时间,在0周进行AAV注射以及开始喂食高脂食物。这似乎可以理解为经过两周的适应后,实验正式开始。
但据该《实验时间表》显示,直至2016年3月24日,有8只猴子“改喂猴普通饲料”;在2016年5月6日进行了50只猴的AAV周围静脉(I.V.)注射;在2016年7月13日,有16只猴“改喂猴特制饲料”(目前尚不清楚特制饲料是否为论文中的高脂肪饲料);但迟至8月3日才陆续进行了四只猴子的肝脏门静脉AAV注射。由此实验记录无法准确知道,论文中0周究竟应该对应哪个时间点——因为按照论文描述,0周应进行猴子肝脏门静脉AAV注射,同时开始喂食高脂肪食物。
按照前述广西林业厅的记录,即使2月29日50只猴子取得运输证,并且当天即到达武汉,0周的开始时间最早是在两周后的3月14日。照此推算,猴子实验的时间周期也远远不足30周(C文)或32周(T文)。
举报人H认为,“猴子3月份才到,还要经过2周适应和检疫期,怎么算都不够30周或32周”;他还补充说,“标本检测,数据分析,总结实验结果以及撰写论文还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任何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没人能在标本收集的当天就递交文章”。
(四)造假疑点二:关键实验用猴数量不足
H认为的李红良论文的第二个疑点是,肝脏门静脉注射AAV的猴子数量不足。
根据李红良论文中的实验描述,其猴子实验总共需要实施肝脏门静脉注射AAV的猴子数量是26只,其中C文8只,T文8只,以及两文相关实验共用的对照组猴子10只。但H根据其掌握的来自李红良实验室的《猴子(雄性)代谢紊乱模型AAV注射记录表》(以下简称《AAV注射记录表》)表示,“实际情况是他的实验人员只是在文章投出去前1个月(2016年8月)象征性地做了4只猴的手术肝腹腔腺病毒(AAV)注射”,而且此前5月份做的一次AAV周围静脉注射,其注射部位是在四肢而非肝脏。
前文提到的《实验时间表》显示,2016年5月6日进行了50只猴的AAV周围静脉注射。而上述《AAV注射记录表》显示的情况也与此一致。
这份《AAV注射记录表》上有操作人黄智翔,饶艳,郭铭,刘金彪,沈立君的手写签名;50只猴子分成5组(AAV-GFP组12只,AAV-CAR组9只,AAV-CYL组9只,AAV-REC组10只,AAV-Segment组10只)注射AAV;每只猴子的AAV注射剂量均为1毫升。前述人士A向《知识分子》指认了这些人签名的真实性,并认为这份记录表以及另外举报人H提供的多份《猴子(雄性)代谢紊乱模型生理指标记录表》是真实的。《知识分子》仔细核对了所有举报人提供的材料,没有发现彼此存在矛盾之处。
前述人士A说,去年在猴子来了差不多2个月后,因为要适应一段时间,5月份给猴子进行了静脉注射,可注射的部位却是四肢静脉注射,而非肝脏门静脉。
“(四肢静脉注射)跟人打针是一样的,如果猴子只打1毫升,那扎下去,十几秒就可以完成了,因为打得少。”他告诉《知识分子》。此外,H也表示,如果是做肝脏的门静脉AAV注射,需要打开猴子腹腔,手术比较复杂,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5月6日50只猴子的周围静脉AAV注射并没有出现在李红良两篇论文的描述中。
如H所称,《实验时间表》还显示,在8月3日,4日,10日,11日分别进行了一只猴子(AAV-REC组的40号猴,AAV-GFP组的8号猴,AAV-GFP组的23号猴,AAV-Segement组的50号猴)的“腹腔注射,肝脏取样”。
此外,H还提供了这四天每天的详细的《猴实验手术纪录》(另外还有1,2日两天的预实验记录,虽然也是肝脏门静脉注射,但注射的为生理盐水)。这些纪录基本类似,课题名称为“猴子(雄性)代谢紊乱模型”;手术地点为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实验楼一楼104室;主刀人为方静,还有两名助手(田松和朱祥玉)和其他参与人员(包括王勇);手术的“维持麻醉时间”为3小时。
从“手术过程”的描述看,“划开皮肤,打开腹腔”后,“楔形活检取出一小块肝脏”,然后“找到门静脉”,推注微升数不等的AAV(按:四只实验猴只有4日所做的8号猴AAV注射部位是在胃左静脉;此外,注射的AAV毫升数分别为AAV-REC组的40号0.5毫升,AAV-GFP组8号和23号都是1毫升,AAV-Segement组的50号1.5毫升)。
前述人士A说,据他了解,专门做手术的有“两三个人”,而这样少的人绝不可能一天内做完50只猴子的肝脏门静脉注射,“一天内只可能做一只猴子”。举报人H也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手术者能在1天完成26只猴的肝脏门静脉注射” 。
王勇向《知识分子》回忆,有两次猴子注射实验,印象第一次“是在5月份”,是“通过外周血管打进去”。但他表示,自己只是执行,并不清楚实验的设计;第二次则是开腹,做肝脏的门静脉注射,但他“只是做动物麻醉等准备工作,手术操作是其他人完成的。” 他还提到,手术的操作者有方静和田松。
据C文的“作者贡献”显示,方静,田松和王勇做了猴子实验;而据T文的“作者贡献”显示,方静和王勇做了猴子实验。
按照举报人H的材料,黄智翔曾负责接收猴子,并参与了5月6日四肢静脉注射和8月初的猴子肝脏门静脉AAV注射手术中的麻醉,但他对《知识分子》表示,“你不用打(电话)给我了,我不愿意谈这个事,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原因”。而疑似猴子肝脏门静脉AAV注射手术中的主刀方静在数次得知电话来自《知识分子》时,几次都立即挂断了电话;《知识分子》通过短信的方式询问猴子手术细节,未获回应。
疑似方静助手的田松告诉《知识分子》,大概是“去年年初”,“大部分猴子都是我注射的,有几十只”;注射的部位“大部分是门静脉注射的,有少数非常肥胖的猴子,手术方式很麻烦”,“是肠系膜注射的”;“一只猴子大概1-2小时,做实验的时间比较长,早上8点到晚上7点,做5,6只是可以的。” 但他并不清楚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在首次电话交谈中,田松不太记得具体的手术实验时间,但同意通过邮件发送相关实验记录给《知识分子》;然而在随后收到的田松邮件中,他并没有提供任何实验信息,转而称 “对于此次事件,我们团队会以合适的方式回复您。对于有人以非常幼稚,经不起推敲的‘证据’反复恶意诽谤我们,我们也很无奈,我们是一个认真做科研的团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这类人纠缠。”
(五)校方调查结论或不日公布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知识分子》询问了李红良课题组成员。
C文和T文中都是第一作者身份的张晓晶称,她不负责猴子实验这一部分,“不太了解,不太记得”;而是负责写作,实验操作和数据分析。她称举报一事“之前已经调查清楚了”,“是有人故意诽谤的,是涉嫌到触犯法律的”,“就不能更具体的说了”。T文第一作者巩军称,“我们有很详细的那么多的实验记录摆在那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随即挂断了电话。同样作为T文第一作者的赵光年建议《知识分子》向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询问。
《知识分子》曾电子邮件联系论文通讯作者李红良,希望其回应相关质疑,他起初答应见面交谈,并承诺“来到(武汉)以后你们希望了解或查看相关的信息都没问题”,但在《知识分子》抵达武汉大学前夕,他的态度变得极为谨慎,临时取消了会面。
据举报人H提供的邮件显示,2017年7月24日,有人曾向武汉校方举报论文中猴子实验的问题,并列出了主要疑点,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李斐等均在该邮件的收件人中。
12月8日,《知识分子》亦向多位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询问,武汉大学是否得知此事,有无调查。该委员会成员邓子新和朱玉贤均回应称不知情;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德仁称“学校正组织调查,会认真处理的。” 该委员会成员舒红兵建议“直接询问学术委员会”。一位曾姓的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知识分子》,“前不久刚收到举报”,“已经启动了调查程序”,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包括国内外专家的调查组,“调查报告应该能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出来”,目前“不能披露进展”。
12月21日,《知识分子》赴武汉大学行政楼再次询问进展,一位学术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专家组的调查已经结束且有结论,目前已上报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可能在本学期结束前披露。
就在《知识分子》抵达武汉大学当天,H来到武汉大学纪委书记黄泰岩办公室当面反映了李红良涉嫌学术造假,并且可能涉及更严重的经济问题。但H称,黄泰岩听完其讲述后,并没有进一步要求他提供证据,并核实调查,而是强调“学校目前发展形势大好,ESI排名上去了”“李红良还年轻,管理上可能经验不足”,并安抚他说,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学校会尽量满足。
“他的态度很敷衍。随后说自己有事就先走了,我拿了一书包材料他看都没看”。H向《知识分子》讲述道。
致谢:陈晓雪、吕浩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Targeting CASP8 and FADD-like apoptosis regulator ameliorates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in mice and nonhuman primates doi:10.1038/nm.4290
[2]Tmbim1 is a multivesicular body regulator that protects agains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mice and monkeys by targeting the lysosomal degradation of Tlr4 doi:10.1038/nm.43341
[3]http://news.sina.com.cn/o/2017-05-09/doc-ifyeycte9235098.shtml
[4]广西林业厅网上公开的《广西林业厅2016年行政审批事项办结公示(2月1日至15日)》http://www.gxly.cn/News/Info/08D435C185BFB485648E958D81200000
[5]该厅公开的《广西林业厅2016年行政审批事项办结公示(2月16日至29日)》http://www.gxly.cn/News/Info/08D435C178694A2004622D0BB319B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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