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当选的 144 位院士名单公布后，围绕院士选举的评审方式与学术判断的争议再度浮现。院士称号作为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其评选过程的公正性、结果的权威性，不仅关乎学术荣誉，更深刻影响着科研生态的健康发展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跳出具体争议本身，我们如果从评审机制、历史借鉴、价值导向等角度进行反思，或许能为院士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具建设性的视角。 

我国两院院士评选几经改革形成目前的流程，通常先经过提名推荐，再进入通信评审阶段——这一阶段常被业内戏称为“大众点评”，由相关领域的同行专家对候选人材料进行匿名打分和意见反馈，形成初步筛选结果。随后进入学部评审，通过会议讨论、候选人答辩（工程院有此环节）等方式进一步考察学术成就与贡献，最终以全体院士大会投票确定当选名单。为了规范秩序，近年来还引入了“静默期”和“八不准”等纪律要求，明确禁止说情拉票、利益输送等行为。这些程序设计初衷是维护公平，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评委构成与讨论深度的问题。现代科学分工高度细化，即便是同一学科内，不同研究方向的差异也可能很大。当前“大众点评”阶段的评委库虽然覆盖面广，但真正能深入理解特定研究价值的“小同行”比例其实极低，并且评审的时间2-3天，很多专家都是关在房间里面独立评审，其实判断不了大多数候选人的真实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导致候选人一些高度专业的成果难以得到精准评价。这种做法虽提高了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却可能让“成果”数量很多但其实缺乏原创性突破的候选人蒙混过关。更关键的是，过去学部评审中那种逐一深入讨论、反复质询被放大镜反复观察的环节已经被简化甚至取消了，更多依赖书面材料和投票表决。院士的选举权被限制了，可是“姿势全对、其实不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可能就“脱颖而出”，但是谁会负责任呢？当科技界和公众质疑候选人或者新当选院士时，相应的推荐院士应该有责任对其科学贡献作出解释，这样也会让院士推荐候选人时充分了解其真才实学并谨慎推荐。可能“大众点评”环节的专家们也应该在事后向社会公布，这样让他们谨慎行使自己的投票权。说句题外话，科学史反复证明，真正的创新往往最初只被少数人理解——相对论提出时支持者寥寥，孟德尔提出的遗传定律“沉睡”35年才被学术界重新“发现”。如果仅以当时的票数衡量，这些改变人类认知的成果或许会被埋没。 

其次是程序与实质的平衡问题。表面上看，“严格保密”“静默期”似乎杜绝了私下说情，有助于营造公正环境，但如果因此削弱了必要的专业交流，就可能适得其反。学术评价的复杂性决定了仅靠书面材料难以全面把握研究质量，需要通过同行间的深入讨论、质疑与答辩，才能剥离包装、看清实质。另一方面，绝对的保密可能是很难做到的，对于守规矩的老实人可能来说就很吃亏，因为总有些人能够想方设法拿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国外一些成熟做法值得借鉴：法国法兰西科学院在固定名额的前提下，强调小同行之间的充分交流和公开辩论；美国国家科学院对争议较大的候选人会启动专项调查，而不是简单以票取人；德国利奥波第国家科学院则坚持荣誉与利益脱钩，鼓励评审中的公开质疑。这些机制的共同点，是把精准判断学术贡献放在首位，而不是依赖行政化的一刀切管理。

针对巨大的科学争议，历史上的一些案例也提供了有益参照。美国曾发生著名的“巴尔的摩事件”，面对研究数据争议，相关机构成立独立委员会，经过多年细致核查，最终厘清事实，既维护了学术诚信，又避免了草率结论。反观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石器考古学术造假风波，因机构初期回避问题、拖延调查，最终导致信任危机蔓延，损害了科研生态，当然，若干年后还是全面调查，当事人学术生涯彻底终结。这些例子说明，学术争议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和科学公正的处理机制。 

为什么有些人甚至很多人不惜一切手段去追逐院士称号？这本应是对学术贡献的纯粹认可，是一种“荣誉称号”，就像“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样。但现实中，院士称号与大量显性和隐性利益深度绑定。从地方政府的高额奖励、医疗住房保障，到科研项目评审话语权、高校资源倾斜，甚至企业IPO的市场溢价，院士头衔的“含金量”早已超越荣誉本身。这种利益捆绑不可避免地催生功利化追逐，让一些科研人员把精力转向人脉经营而非学术创新，也让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争夺“院士指标”不惜开出天价待遇。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的科学院更注重荣誉的纯粹性，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主要职责是为科技政策提供咨询，并无制度性特权；德国科学院则明确院士不享受特殊物质待遇，仅保留学术发言权。荣誉与利益的脱钩，反而让评选更聚焦于学术本身。还是要呼吁“让科学回归科学”！ 

院士制度的底线，关乎整个科研生态的健康与国家科技的长远发展。院士群体的质量直接影响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他们的学术操守和价值取向也深刻影响青年科研人员。如果评选过程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真正踏实钻研、勇于创新的科研人员就会寒心；如果荣誉可以通过非学术手段获得，就会形成“重关系轻学术”的不良导向。近年来，我国在院士制度改革上不断探索，如严格增选纪律、完善回避制度等，但要真正守住院士制度的底线，还需要在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优化评委结构，提升小同行比例；着力强化学部评审中的深度讨论与答辩环节；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争议处理的公开听证与调查机制；逐步剥离与院士头衔挂钩的特殊利益，让荣誉回归学术本质。 

最后，对于科技界出现的重大分歧或广泛争议，我们应当抱持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科学的进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重大创新往往伴随着激烈争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直面问题，是否有机制保障充分讨论和公正裁决。只有如此，才能既维护学术的严肃性，又为科技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当院士评选真正回归学术本质，当荣誉与利益彻底脱钩，当评审机制能精准识别真正的科研贡献，院士群体才能真正成为科研生态的“压舱石”，为国家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这不仅是对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尊重，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本文作者系高校教授，长期观察院士制度。